“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的契机和挑战

2019-01-25 09:13   社会与公益杂志 投搞 打印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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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走上国际的舞台,成为世界社工发展史新篇章的主人公。没有人会认为这是一个轻松、浪漫、写意、“诗和远方”、荣耀、一帆风顺且短暂的过程。前方的路泥泞、坎坷、漫长,甚至还有可能伴随着牺牲。如果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并不缺乏面对一切未知的勇气,那我们需要做的就只是,从现在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为此做好万全的准备!

为了推动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并为广大中青年学者提供交流与对话平台,《社会与公益》特开设 “社工学人茶座”,茶座每期拟定一个主题并邀请2-4名社会工作专家学者围绕主题进行交流、探讨。

本期主题:“一带一路”与社会工作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的契机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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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栋,日本福祉大学博士、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周文栋  日本福祉大学博士、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中国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如何在国际社会的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这个问题十年来不时地在我的脑海中浮现。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问题意识,一开始却并不是因为社会工作,而是缘起于我在日本留学期间的感触。游走在日本的各大图书店,会发现带着“国际交流”、“国际学习”,甚至是“国际学”等字样的书籍充斥眼球,这些书籍都是面向普通的日本国民,旨在培养国际交流的能力。在学校的生活会馆,周边的很多的学生社团都在谈论,如何组织去国外做义工、如何参与国际交流活动、以及国外的风土人情和见闻。我也曾参与过导师组织的一个国际交流民间组织,对社会公开募款,经常性地邀请有过国际交流经验的社区居民来座谈,时不时地组织视觉障碍者及其家庭、相关专业人员的国际交流。勿论那些活跃在国际舞台上数量众多的日本民间组织了,日本致力于国际交流的热情和全民化的国际交流“运动”发展到了一个让我惊叹的地步。而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良好形象和强大的非官方的影响力与这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回国后,听的耳熟能详的一个故事:中国企业在非洲修工厂,日本民间组织则修了条通往每户家庭门前的小路,结果一群不明真相的非洲群众都在指责中国企业造成了环境污染,称赞日本人做了好事。故事的版本虽然很多,但都在传递着同一个信息:一个有影响力的社会组织无论是在促进区域发展领域,还是国际政治领域,都可以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

任何一个社会命题的提出,必然有它的现实诉求,正所谓应运而生。“中国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在国际上应该占据什么样一个位置,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个话题之所以在这个历史的时间点被拿出来公开讨论,并准备付诸于有组织性的实践行动,则是得益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正如当年的汶川大地震中,民间组织的活跃让“志愿者服务”、“专业社会工作”等词语正式进入官方的日常的话语体系一样,“一带一路”或许对中国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来说,又将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一个2018年11月16日,第二届“一带一路”社会工作合作发展论坛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胜利召开。受到学界同仁的邀请,我欣然应邀前往,参与了这次盛会。总结本次论坛的发言,给中国社会组织和中国社工抛出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中国的跨国企业要和当地政府、社会、社区、社区居民建立互惠性的关系,我们可以提供哪些支持?”。可以这样说,中国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要进入世界体系,正是以中国跨国企业的在地融入作为战略突破口的。当然,值得强调的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推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互惠性的交流是双向的,不仅仅是中国人走出去,外国人也会走进来。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包容性社区”

从宏观的社会发展背景回到社会工作专业的话语情景中,在论坛分享的茶座上,我提出了两个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容性社区营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社会价值层面,“包容性社区”则是在目标价值和行动价值层面针对“一带一路”对我们期待做出的专业回应。

现在企业的在地融入行动有其明确的目标指向,也带有较强的工具性。也恰是因为如此,很多时候会容易让当地民众有“嗟来之食”的感觉。再加上受到错综复杂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形势的影响的话,还会产生冲突关系,“赔了夫人又折兵”。这样的结果当然无法让当地民众充分认识到“一带一路”倡议所蕴含的共同繁荣、共同进步的国际主义内涵,也无法切身体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给予他们的参与感和获得感。相比较而言,社会工作的价值体系对“共同体”的理解则更为契合“一带一路”的精神。中国的社会工作者可以利用这一角色优势,一方面既可以协助中国的跨国企业更好地开展在地融入的行动,另一方面也可以坚持专业价值的主体性,与企业行为有所区隔。

“包容性社区营造”则是近年来我在边境地区一直践行的一种实务模式。虽然,至今我对自己所理解的包容性社区尚未作出完整的建构和系统的论证,但我试图丰富的更多是行动研究的材料,与通识的“多元社区”、“包容性社区”、“包摄性社区”、“友好社区”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和冲突,也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基本契合。我理想中的“包容性社区”应该是一个对所有人都友好的社区,这里的“所有人”指的是所有在社区生活的人,包括社区的老人、儿童、妇女和贫困群体、还包括了外来流动人口。这是需要专业的社会工作者运用专业的社区社会工作方法才能实现的目标。

中国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进入国际社会的情景中,秉持专业的价值,与中国跨国企业、当地社区,甚至是地方社会和政府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并运用专业的技术和方法,营造一个包容性的社区,建构一个和谐的“命运共同体”。如其说这是“一带一路”倡议带给中国社工人的历史使命,更为确切的说,能够在这样的舞台上一展风采,挥洒青春,是每一个社工人的梦想。

二、“边境社会工作”和“跨境社会工作”

从社会工作专业的角度出发,我认为,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目前有两个领域是值得探讨的,一个是“边境社会工作”、一个是“跨境社会工作”(或者说境外社会工作、国际社会工作)。这两个领域可以根据不同历史时期有所侧重,但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边境社会工作”主要服务的是进入中国境内的,在边境地区务工、生活的劳动者及他们的家庭。基于个人的社工情节,这几年我一直致力于边境社会工作,活跃在广西的边境城市崇左市,力争在有生之年可以看到边境“包容性社区”的形成。广西和越南接壤,其中三分之二的边境线在崇左。随着边贸的日益繁荣,两国民间交流方兴未艾。这里除了中国的本土居民外,还生活着十数万跨境劳工和他们的家属,这个数量还在不断地增加。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些因跨境婚姻而出现的困境妇女和困境儿童群体。他们是我们主要的潜在服务对象。我们尝试着通过跟踪监测、生活困境缓解、社区参与和社区融入等多层次的服务,营造“包容性社区”。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工作者还注重培养当地的社区社会组织,带领和协助他们参与所有的工作,个别社区的志愿者团队中还吸纳了跨境人口的加入。通过这样的工作方法,让他们感受到自己不是一个过客和外来劳工,他们和当地的中国居民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跨境社会工作”主要服务的是“地球村”的居民。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不太认同把“跨境社会工作”或是“跨境服务”简单地等同于中国跨国企业的企业社会工作的观点,这种观点没有充分意识到社会工作的作用和影响力,最终还会使得社会工作者完全成为了企业的付着物。如何开展“跨境社会工作”或是“跨境服务”则是一个新的话题。当下,大家达成共识的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无论社会组织还是社会工作者,从现在开始就要培养国际性的格局和眼界,并尝试着和相关的平台接触,逐步制订和完善组织、个人的学习计划和发展规划。二是理论界和实务届应该尽快为此作好前期性的工作,包括理论探讨、推动政府和企业资助一些试验性的项目,并能够建立战略联盟,可以互通有无,相互交流和学习。

中国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走上国际的舞台,成为世界社工发展史新篇章的主人公。没有人会认为这是一个轻松、浪漫、写意、“诗和远方”、荣耀、一帆风顺且短暂的过程。前方的路泥泞、坎坷、漫长,甚至还有可能伴随着牺牲。如果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并不缺乏面对一切未知的勇气,那我们需要做的就只是,从现在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为此做好万全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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