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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社工救助中国卖淫女 被控者有三种选择

2014-03-03 14:28   中国日报 投搞 打印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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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皇后区刑事法院卡马乔法官开创了一种新的模式,不是简单的判刑入狱,而是邀请社工和专业机构介入,识别哪些妇女是色情人口贩卖受害者,并通过与NGO的合作令她们脱离控制,学习语言、掌握技能,最终重获新生。

美救助中国卖淫女重生被指控者有三种选择 - 中国社工时报 - 中国社会工作人才服务平台

法拉盛街头,随处可见的按摩院。

(综合二十七日外电)2013年岁末,纽约皇后区刑事法院第8号法庭里,除了工作人员外都被指控卖淫,等待审判。被告以华人女性占大多数,只有两个看上去像西语裔的女孩。

纽约皇后区刑事法院(Queens County Criminal Courts),是纽约州最早介入人口贩卖(Human Trafficking Intervention)的法院。十多年前,该法院的卡马乔(Fernando Camacho)法官在面对一个因为卖淫屡次被抓的16岁女孩时,充满困惑。「我可以判她坐15天牢,但是我不想这么做,」卡马乔在当时接受一次采访时说,「她16岁就出去卖淫,背后肯定有原因。」

之后他开创了一种新的模式,不是简单的判刑入狱,而是邀请社工和专业机构介入,识别哪些妇女是色情人口贩卖受害者,并通过与NGO的合作令她们脱离控制,学习语言、掌握技能,最终重获新生。这个经验随后在纽约州被推广,截至2013年11月,纽约州有这个项目的法院已经扩展到11间。纽约州也是全美国第一个推行这一项目的州。

卖淫妇女 有三种选择

被指控卖淫的妇女在纽约州法庭上通常有三种选择:第一是当庭认罪,接受120美元的罚款,留下一次违规记录(非犯罪记录)。第二种选择是接受庭审,可能被裁定为「卖淫罪」并入狱(具体天数由法官决定,最多90天),这样将影响她们的身份申请。第三种选择就是接受所在机构社工的辅导,如果在半年内不再因为同样指控被抓,就可以撤案,没有罚款。律师通常会推荐第三种选择,而被告也通常愿意接受这一选择。

这种专业机构的干预方式并没有固定模式,机构间也会彼此协作。社工所在机构与法庭合作的主要目的是通过5-8次辅导(couselling)确定当事人是否为人口贩卖受害者,之后为她们联系律师和法律顾问,普及法律权益知识,提供心理谘询或生活帮助。如果当事人愿意,可以住进机构安排的免费秘密庇护所(safe house)。机构还为受害者提供各种社会再融入课程,包括语言学习、手工制作、艺术治疗等。如果社工在辅导过程中发现当事人受到了家庭暴力伤害,则可以引荐给另一间与法庭接口的反家庭暴力机构。

一名来自中国的妇女,她选择接受辅导,但在庭上表现出心不在焉。她被律师交给社工,律师一走,她就拉起关系来,要塞给社工些钱,不去接受辅导,试图让社工帮她矇混过关。

那天在法庭,社工见到一个中国女孩低着头蜷缩在角落里,虽然戴着墨镜和口罩,但是她脸上多条已经感染的伤口还是清晰可见。她的脸都变了形!

这个女孩通过「假结婚」来到美国,对方是比她年长20多岁的中国人,已经成为美国公民。在「假结婚」的交易中,她期望通过婚姻获得绿卡,对方则赚取金钱。但在绿卡办理到一半的时候,她的「丈夫」消失了,也切断了她一切的经济来源。走投无路之下她在当地中文报纸上看到「按摩」的招聘广告。华人老板派司机接她去工作,车开了很久,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停下。司机带她上楼,结果一进门就要强姦她,对她说:「你可以开始工作了。」

她才知道所谓「按摩」其实就是变相提供性服务。反抗无果,司机还对她施加了极其残忍的暴力,致使她面部和肢体多处受伤。殴打过后司机说:「你做了,我才带你回去。」之后几天她带伤开始了「工作」,很快在一次服务中被警察抓到,被指控卖淫。

由于被打的伤口没有得到及时处理,加上她是过敏体质,导致严重感染。她不知所措地蜷缩在法庭里,这个世界仿佛离她好遥远。她没有做错什么,却在等待审判。

在法庭引荐给社工的中国妇女中,有大概15%-20%的人最终会被认定为色情人口贩卖受害者。这些妇女多是以偷渡或其他非法途径进入并逗留在美国。虽然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但是根据社工总结,这些妇女大多来自福建、吉林、河南等地的郊区和农村,北京、上海、天津等发达地区也有,多数人通过互联网得知了偷渡或非法移民到美国的信息。

由于语言文化等障碍,加之学历普遍不高,到了美国后,她们通常会在中文报上寻找「按摩」等体力劳动的工作机会。但是这样的「按摩」生意往往和性服务难脱关系。按摩包括为男性自慰、任由男性抚摸,或者发生性交行为时,一开始也会抗拒。而老板和同事这时会劝说她『你试试,如果不行就算了』,」但是,一个女人一旦开始了做这些事,她的自我形象就一落千丈,之后只会继续做下去。

扣护照、控毒品 防脱逃

老板通常会用各种方法骗去她们的护照,不再归还。更有甚者,会利用毒品进行控制,使她们寸步难逃。还有一个惯用的伎俩,就是定期上演「打劫」。好不容易通过卖淫挣到的钱,很快就被老板派来的人洗劫一空。

很多色情人口贩卖的受害者,在离开中国前,生活已经窘迫至极,急于离开中国。「她们身上通常有着一种脆弱性,」社工说,「在中国生活时缺少教育和政策支持,容易被利用。她们在中国的日子太绝望了,听到任何外界的『甜头儿』,都会义无反顾。」

社工接触到的色情人口贩卖受害者:「不仅是『绝望』。她们歇斯底里地渴望着生存的感受。她们迷惑、痛苦,总是被迫做出选择。」另外一个观察,就是她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许多女孩在讲述自己故事的时候会说「我再也不想回到中国去了」。而许多当初离开中国来美国的人,在飞机起飞的时候,心里想的也是再也不回中国。

在这些女性中,几乎没有一个人会和家人坦陈自己在美国究竟在干什么,她们都在对家人的谎言中编织着自己的「美国梦」,成为「理想中的自己」,并从中得到幸福感。然而现实却是四五个人挤在一间狭小的居室,共用肮脏的厕所,忍受老鼠和蟑螂,并靠长时间提供无底线的性服务赚钱。她们中很多人想到『我在美国』,就莫名的开心。在家人面前仍然觉得骄傲。

这些受害者经历了太多的摧残,普遍认为自己毫无价值,她们毫不珍惜自己的身体,不懂得尊重自己。

一些受害者在多年的蹂躏和摧残下思想已经扭曲,无法分辨什么对自己有益,也难以相信任何人。有些个案因卖淫罪被抓十余次但仍拒绝接受辅导和帮助。建立信任也是在和个案接触中最大的困难。每当一个棘手个案有了任何进步的时候,日本裔法官芹田斗子(Toko Serita),都会走下高高在上的坐席,走到这位「犯人」面前,和她拥抱,对她说「我为你感到骄傲!」看到这种场面,很多人也会跟着流下热泪。

相关机构会为学习动机强的女孩提供各种学习机会,并为她们减免学费。一些女孩甚至顺利在社区大学毕业,其中一人毕业后现在在一家当地医院做医疗助理。

然而这种法庭和专业机构主导的介入模式在当下中国似乎不太可行。「美国是判例法国家,法官可以造法;中国是成文法国家,法官没有这个自由,」中国刑事辩护律师张培鸿说,「而且这种针对性工作者的救助多来自民间而非官方,但中国民间这样的力量还很不成熟,也很难建立社会信任。搞不好会造成二次伤害。」媒体表示,未曾听说过中国有类似的救助色情人口贩卖受害者的民间专业机构。

社工说,「在这份工作中,从每一个个案身上都吸取了力量,使我的resilience(抗逆力)越来越强。」

社工从纽约皇后区刑事法院走出来,经过法院隔壁的皇后区区政府(Queens Borough Hall),许多人选择在这里结婚,门前草丛上堆满用于拍摄结婚照片的花束。一对正在拍照的新人,新娘的笑容绽放在雪后初霁的阳光里,羞怯而灿烂。哪个女人不渴望被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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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责编:姜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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