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西方社会工作在精神性与宗教议题的复兴，与当代社会现实发生的结构性变迁有着直接的关系。作为当代社会工作发展的一个重要转向，精神敏感性社会工作将宗教、精神性、主流价值观、非宗教认同与表达等更为广泛的议题整合进来，在社会工作理论、方法、实务领域经历了从宗教主导、世俗化与专业化、跨学科整合的发展阶段。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渐深入，精神性敏感性社会工作又与社会工作的全球化——本土化议题、全球社会工作等更为关键的议题连接起来，需要给予系统的关注。

【关 键 词】精神敏感性社会工作/西方社会工作/精神性/宗教

中图分类号：C 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3X(2013)01-0019-08

【日 期】2012-11-26

■引文格式：焦若水.精神性与社会工作[J].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3(1)：19—26.

【英文标题】Spirituality and Social Work

【作者简介】焦若水，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甘肃 兰州，730000

焦若水(1977-)，男，汉族，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学理论，社会工作理论，社区研究。

晚近以来，从宗教走出的当代社会工作，在西方理论与实务界出现重返宗教与精神性的趋向。西方社会工作在精神性与宗教议题的复兴，与当代社会现实发生的结构性变迁有着直接的关系。作为当代社会工作发展的一个重要转向，精神敏感性社会工作将宗教、精神性、主流价值观、非宗教认同与表达等更为广泛的议题整合进来，在社会工作理论、方法、实务领域经历了从宗教主导、世俗化与专业化、跨学科整合的发展阶段。中国社会工作发展面临着全球化与本地化、专业化与本土化等多元的张力，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多民族国家，精神敏感性社会工作既是中国本土社会工作发展的必然路径，也是中国社会工作向全球社会工作做出贡献的潜在资源。

一、精神性议题兴起的背景

(一)直面全球化冲击：实践的变革

从社会工作发展的历史来看，宗教为社会工作提供了基本的价值观支持和相应的理论基础。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深，以基督教精神为基础的社会工作受到多元化宗教的影响，宗教差异深深地根植于各种文明的社会形式之中，并对后者产生巨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忽视了全球范围中各种宗教假设对社会中“世俗”的作用，社会工作者就无法很好地理解现代西方以外的那些社会。特别是“911”事件发生以来，社会工作界对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宗教冲突问题给予全面的关注，从更为广阔的视野理解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成为社会工作面对的结构性问题。

全球化带来的全球范围人口大流动、大迁移是社会工作实务的新任务。自1990年以来，国际移民的数量一直保持在1.5亿人左右，并不断增长，2010年增至2.14亿人。近20年以来，国际移民的数量始终维持在世界总人口3％左右的比重。欧洲、亚洲、北美洲成为国际移民最为突出的地区。[1]移民在移入地的社会经济融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往往会带来与移入地居民之间的各种冲突，迫切需要社会工作者的关注与支持。联合国难民高级专员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2010年10月4日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的联合国难民署(United Nations-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UNHCR)第61届执行委员会议上的发言表明，在全球各地已注册身份的近660万难民当中，至少有80万人现在急需在第三国得到重新安置，但每年实际的安置机会尚不足十分之一。此外，因自然灾害和冲突而被迫流离失所的人员现有2 700万之多，另有1 200多万人属于无国籍者，他们也需要获得更有效的人道主义援助和安置。[2]移民和难民带给各国的是多元化的宗教与文化。由于该群体往往成为社会工作服务的主体，各国社会工作者在应对此类社会工作服务时必须对相关议题进行关注，并体现在实际的社会工作服务之中。

(二)回归对“人”的关照：理论的回应

伴随着社会结构的日益变迁，现代社会变迁的动力发生结构性的转移。学术界对于当代社会性质的重新界定，如后工业社会、网络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社会、全球社会等从不同维度揭示了社会中心任务的变迁。在新的理论范式中，人的主体性不但再次返回到与宗教的联系之中，而且通过与更为广阔的精神性议题相联系，表现为人与生态环境、社群、虚拟空间等整合起来。

对人的主体性的关照，还表现为对社会工作自身的反思，特别是对主导现代社会工作发展的理性化和专业主义的反思与批判。前者曾经为社会工作从宗教中脱离出来成为专门性的助人活动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也遮蔽了人的感性意识与感性生活，使得立足于日常生活并以之为根据需求人性的解放和社会协调的能动性受到压抑。在专业化进程中，社会工作本该具有的温情与对人的关注逐渐被方法、技术和格式化的服务方案所取代。在宗教和价值观日趋多元化的背景下，原有社会工作的场域得到大大扩展，心理咨询、医学、心理学、护理学等与助人相关的学科，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介入到社会工作的实务领域。跨领域或以案主或以需求为中心的服务方式对以学科为界限的传统社会工作模式带来很大的冲击与挑战。如何调适宗教、精神性与专业知识在社会工作实务与理论中的冲突，建立一种新的综合性的理论框架，成为当代社会工作理论变革的根本性需求。这就要求社会工作将社会工作服务的对象不能以案主的工作关系做出简单化的界定，需要回归到对人本身的关注，将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来看待，关注人作为社会性存在背后的意义之网。这就需要改变以往社会工作中对“精神性”议题回应停留在经验层面、缺乏系统的关注的不足，当代西方社会工作界对精神性议题的回应正是对这一问题的正面回应。同时，在制度化的社会工作体制下，社会工作者更多地强调专业素质，但是对工作环境中专业热忱和挫折的应对不足，从精神敏感性的维度提高社会工作者的文化敏感性与耐受力，也成为精神性社会工作兴起的原因之一。

二、精神敏感性社会工作的相关议题

精神敏感性社会工作的兴起不是简单地对社会工作历史中宗教因素的回溯，而是在批判性总结的基础上，发现人作为完整的精神性存在的价值。一般认为，精神敏感性社会工作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宗教、精神性、主流价值观、非宗教认同与表达。

(一)宗教(religion)

宗教是发轫于超灵性的，神学家过去常常通过“自然神学”之名来说明这一点。更进一步来看，宗教是一种通过行动和信仰表达出来的活动，它处理的是人类对具身化生活中的偶然性、潜能和局限性进行超越的可能性。宗教中表现出来的人与社会中他人的这种具身关系(embodied relation)恰当地解释了宗教所具有的社会影响力，这一点在个体对各种生活形式的道德、实践和智力要求的遵从上表现得尤为明显。[3]因此，社会工作视野中的宗教强调的是一种精神性状态，而且这种精神性状态往往和一定的共同体连接，在绵延的时间中传递价值观，并发挥社区支持的功能。显然，社会工作更加注重在社会现实中宗教是如何与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相联系的，以及宗教的功能如何得到发挥。

在新的社会结构中，宗教面临着世俗主义、消费主义的冲击，与宗教有着紧密联系的社会工作亦难置身于外，宗教多元化带来的冲突与紧张更是加剧了宗教在社会工作等相关社会服务领域的争议。例如，对当代社会工作影响最大的基督教传统中，“‘穷人’是真实具体的存在，是一种有血有肉的存在，是一种永远个性化的需要帮助的形象，是以人的形象出现的上帝的象征媒介。”[4]因此，“对于任何人来说，穷人的存在因此成为上帝的礼物，自我牺牲一次，过有德行的生活，便可赎罪，获得上帝的保佑。可以说，一个在死后寻找世俗生活意义的社会，如果没有穷人的存在，就需要创造另一个自我救赎的手段。但是，在新的时期，特别是受到消费社会的影响，穷人第一次绝对地、完全地成为了让人担忧的人……他们不能提供和纳税人交的税一样的东西。如果穷人不再存在，社会将更加富有，世界也会更加美好。这个世界不需要穷人，穷人的存在没有任何必要。所以，将穷人遗弃不必有任何懊悔和内疚。”[5]变迁的不仅仅是整个社会对弱势人群的界定，需要更多关注的是不同社会空间以及历史中基督教社会功能的变化。以西方社会工作传统与基督教的关系为例，基督教传统塑造了三大世界文化区域：西方地区、东正教地区以及拉丁美洲。另外，当今几乎有半数的非洲人口也是基督徒。[6]实际上，宗教格局更为深刻的变迁正在全球范围发生，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显示，1990年认为自己是个“宗教信仰者”的只有4.7％，到2007年上升为21.3％；1990年认为自己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为41.6％，但到2007年下降为17.5％。[7]由于每一个宗教一般都会宣称自己拥有独立的、完整的、完美的灵性修持系统，也充满了灵性之人，社会工作实务如何应对这一挑战，需要得到迫切的关注。

(二)精神性(spirituality)

精神性是宗教的来源之一，但不局限于宗教，精神性包括并超越了宗教。社会工作中将 spirituality一词翻译为精神性而非灵性更为恰当，因为精神性议题恰恰是避开宗教“脆弱的本体论”，充分注意到在宗教中被忽视的社会中流动的、并从人类具身在世界中突生出来的潜能、力量和超凡现象。[8]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最早对精神性做出定义，“灵性是人类超越自身的过程。对于信仰上帝的人，灵性是他们与上帝的关系的体验。对于人道主义者来说，灵性是与他人相处的自我超越体验。对某些人它可能是与自然或宇宙(无论怎样描述它们)的和谐或同一的体验。它引导我们进入一个王国，在那儿我们可以体验到与某种大于自身的事物的联合，并由此找到自己最大的安宁。”[9]一般认为精神性包含三个层面的意义：集中于对意义、目的、道德和幸福的追寻；关注当前有意义的问题；集中于一种超越感或超验性。[10]个体的精神性通过宗教或非宗教、个人或公众的方式得以体现，但都根植于个体或群体特定的价值观与超验体系。精神性是人类寻求意义、目的和道德圆满关系感觉的过程，是从自我、他人、宇宙、终极性出发对有神论、无神论和万物有灵论等的思考，是有关信仰、价值和实践定位的核心问题，可以通过宗教和非宗教方式表达，是私人世界的问题也通过公共领域讨论。社会工作对精神性的重视正是缘于其给个体带来生命的意义感、目的感、使命感，并带来利他主义、社会资本、公共服务、法律意识、团队精神、慈善志愿等诸多因素，使得社会工作者在工作过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助人目标。

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也以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的概念对精神性中的共情进行了解释，认为仁是一种善举或者人道主义，汉字中的“人”由两画构成，就是表明人的特征是通过联系而形成的。当我们在一种与他人联系和负责的态度中成长起来时，我们将有一种寻求帮助和医治我们与世界的天然冲动。万物皆难免生老病死等诸种痛苦，但意义也正是通过克服这些挑战而得以延续和超越。[11]阿萨德从社会建构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所有的信仰都是受限于特定社会背景的一些精神状态。以小乘佛教为例，它坚定地反对神学，因为它不承认任何神的存在，然而它却非常详尽地宣称了现实的基本性质。同时，印度的宗教思想通过荣格的心理学进入到社会工作中，曼佗罗是印度教中关于宇宙形式的基本概念，是指宇宙对称的、统一的、整体化的构造或境界。荣格认为曼佗罗是人的自我原型的表达，象征人寻求统一、和谐与完美。这一思想在西方社会工作中被表达为自我原型通过开放性的整合，可以依照曼陀罗的形象从八个方面集合：知识(knowledge)、敬畏(reverence)、接纳(acceptance)、和谐(harmony)、理解(understanding)、慈悲(compassion)、差异(diversity)、移情(empathy)。

在当代社会工作实务中，越来越多的社会工作者从精神敏感性的角度开展工作，充分考虑案主和社区的物质性、生物性、心理的、社会关系的和精神生活等多方面的需求。将案主视为一个生活在独特社会文化空间中的完整的人，充分考虑案主以及其所在社区的价值观，认为意义、目的、道德和完整的社会关系是人所共有和需要的，提倡从社会和全球的维度来提升个人的、文化的、国家的自觉，从而能从根本上帮助人们实现相关的目标。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不仅需要解决局限于特定时空中的社会问题，而且通过克服文化之间的冲突与问题，推动积极的、正面的工作实务，真正解决影响案主和社区面临的问题。

(三)主流价值观(guiding values)

当代文化变迁使得社会价值观中的主文化与亚文化、主文化与反文化的关系不断变化，原有的宗教性或精神性的议题逐渐演变为大众舆论话题。表面上看，宗教性或精神性问题在社会工作中的重要性逐渐减弱，但实际上开始通过日常生活以更为细致入微的方式影响社会工作实务。在全球范围内，如何避免将社会工作变成为某种宗教或意识形态的出口与霸权，形成文化间的对话与交流，推动普适性价值观的形成，使社会工作全球——本地(global-local)的紧张关系得以缓解，是社会工作在理论层面需要回应的重要问题。

在具体的社会工作实务中，社会工作者要充分意识到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对案主和社会工作服务带来的潜在挑战。一方面，社会工作的主要服务对象是社会弱势群体，这一群体的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之间的差异或冲突会对他们融入社会带来极大的挑战，如个人主义、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等并非被所有社会成员共同接受。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还关注那些持有亚文化的特殊弱势人群在面临主流价值观时的压力，如社会工作近年来对同性恋、吸毒人员、罪犯、有犯罪前科的人员的实务逐渐深入。如何处理服务对象非主流价值观对他们适应社会、提升能力的影响，处理好主流价值观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受到社会工作者的重视。

(四)非宗教认同与表达(nonreligious expressions of spirituality)

针对社会工作将环境简化为社会环境甚至是人际关系网络的取向，精神性社会工作从生态环境、人文环境和历史环境的多维视角来探究社会工作服务对象和社会工作者自身的整体性资源。从这种角度来看，作为完整的人的存在，宗教和精神性资源只是通过话语意识显现出来，大量停留在只做不说的实践意识和潜意识层面的非宗教认同与表达被大大忽视。社会工作服务对象表现出来的困惑和问题需要外力介入解决时，正是表明对隐而未现的、不通过宗教形式体现出来的认同与表达有待社会工作者进行挖掘。

西方社会工作中的种族问题是非宗教认同与表达的一个重要领域。种族既是一个与宗教有关的领域，又是远非宗教可以涵盖的社会历史问题。黑人教会特殊的社会认同与支持网络、华人等新移民群体形成的基督教会或者佛教机构都和西方社会中传统的教会有着极大的差异。种族和族群的肤色、民族、族群文化都是需要社会工作者敏感注意到的重要问题。社会工作作为一种社会福利制度在全球维度的扩散，遇到诸如印度的种姓制度、中国重男轻女传统、家族主义、乡土观念等多元文化中非宗教的认同和表达。这些精神性资源作为社会工作服务对象的潜在资源或障碍，如果没有得到全面的认识和评价，或者因为社会工作者对这些资源的不敏感、认识不一致甚至排斥，会大大影响社会工作实务的效果。

三、精神性社会工作在全球的发展脉络

广义层面的精神敏感性社会工作在社会福利实践中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社会中的社区、社群、亲属网络以及原始宗教，都通过各种形式提供社会支持、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传统社区中的互助也往往和情感性的网络相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更为注重受助者的心理与情感反应，而不仅仅是提供物质上的支持与帮助。不过，这种在日常生活中长期存在的社会互助活动一般被归入社会工作的史前史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专业化的社会工作兴起以来，反而将这些活动排斥为“非专业的、不科学的、不系统的”助人活动，社会工作在进行实务工作的过程中，将存在于案主及其群体、社区中的精神性支持大大地忽略。当代社会工作有关精神性议题的兴起，正是要恢复或者“重新发现”在当代社会工作专业化和世俗化过程中被大大忽略的精神性资源。

(一)宗教主导的初期(20世纪初期之前的社会工作)

从精神敏感性社会工作发展的历史渊源来看，志愿社会服务和政府社会福利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基督教和犹太教有关慈善与社区责任理念的影响，强调个体的道德、社会正义、共同责任。在这一历史时期，伴随着新大陆移民和欧洲工业革命的历史进程，非裔美国人、法国、西班牙天主教中的精神性元素对社会工作的形成与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虽然当代社会工作往往忽略这一时期除基督教以外其他宗教的影响力。[12]

社会工作形成时期也是新兴民族国家形成和独立时期，这些新兴国家在建立自身社会福利与社会工作政策的过程中，受到历史和现实各种因素的影响，其社会工作政策与实务往往表现出鲜明的文化多元性。以韩国为例，虽然其社会福利体系主要是朝鲜战争之后受传教士推动的西方化理论与模式的强烈影响，也要充分注意到历史上4 000年本土萨满教和2 000余年佛教与儒家思想以及更晚近的道家思想的影响。但在韩国当代有关精神性和社会工作的课程与出版物中，却很少提及儒家思想和萨满教。[13]在绵延不断的社会历史与日常生活中，从历史维度考量传统文化如何影响对精神性的理解是有相当启发性的。研究者注意到韩国电视剧中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矛盾的“迷人的父权制”，体现的是现代化过程中中产阶级伦理与父权制家庭之间的冲突，通过伦理对人行为的调整和可靠、负责的男性气质的塑造，起到缓解和抚平家庭中个体紧张状态的作用。”[14]

(二)职业化与世俗化时期(1990—1990年)

这一阶段，社会工作受到世俗个人主义和科学的更大影响，社会主义、社会功能思想、弗洛伊德学说、行为主义取代神学在社会工作中成为主导性的思潮。国家和政府对社会工作和社会福利的介入使社会服务领域国家与教会的分离更加明晰，特别是社会工作者协会(NASW)和社会工作教育协会(CSWE)等专业性机构的建立，明确将社会工作与宗教机构的慈善活动区别开来，更加强调专业伦理、科学化和制度化的社会工作服务。Walker在有关黑人教会的研究中，分析了加拿大黑人教会在宗教的功能之外，发挥着反对种族主义和歧视，增强黑人自我价值感的作用。[15]Graham则利用相关文献，分析了加拿大社会工作教育历史最悠久的多伦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发展过程中三位系主任的生命史，鲜活地展现了自1914年建系到1980年间，社会工作由一个志愿性的、博爱主义的、宗教驱动的慈善行为转变为世俗职业的过程，并揭示了同一时期美国、英国等其他发达国家社会工作主导者背后的宗教紧张与融合过程。[16]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本主义、荣格心理学、非特定宗教的精神性议题在社会工作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990年美国精神性与社会工作协会的建立更是将这一理论转向变为一种制度性、组织化的设置。加拿大、挪威、新西兰、澳大利亚、英国、南非、韩国、日本、克罗地亚、香港等世界各地社会工作研究者与实务工作者的加入，使精神敏感性社会工作成为当代社会工作中一个重要的分支。

同时，从历史视角对精神性议题进行关注，更为深入地注意到在案主身上存在的宗教与非宗教因素的多元性。这一时期令人瞩目的变化是来自亚洲的宗教开始进入社会工作的视野，佛教思想、儒家思想、印度教、萨满教、道教以及各种超个人的理论开始进入社会工作理论中，极大地丰富了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中的精神性议题，也改变了宗派性的理论格局。[17]比如，布兰登和沃尔夫分别讨论了印度禅宗和印度吠陀对于社会工作的启示。布兰登认为，通过社工与正在受苦的人建立一种诚挚的相互关系，不仅仅停留于表面问题，而是寻求更大的个人成就——克服“阻止”人们自我发展的努力，并使他们能够避免环境的诸多特征的影响，努力的方向是自我理解、开悟以及社工和案主的自我成长。[18]沃尔夫发现印度吠陀理论把焦点放在自我上，自我作为一种非物种性的个人实体，脱离于身体以及物质世界。物质世界掩盖了我们的自我，并限制了我们自我所拥有的自由意志。社会工作实务试图和自我建立联系——自我被所有这些物质现实所掩盖——试图激励并促进自由意志和世界的互动，进而实现个人改变和社会改变。[19]布思从种族发展观出发，指出加强对多元化的关注的重要性，探究地理位置和发展阶段下存在的社会差异。社会工作理论藉此展开文化间的对话与反思，意识到精神敏感性社会工作亦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如社会工作者从自己的角度判定某一事物的对错，社会工作方法的合理性，甚至不自觉地充当某种文化同化、传教或强制性变革。避免民族中心主义和沙文主义，使各种精神性资源协同成为社会工作发展的动力。如邓吉·安德森和贝克特认为，我们需要理解其他文化，避免在干预中误解我们自己或案主的反应而产生差错。Lum和O'Hagan主张社工应该有“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来完成其工作，维护多样性，并理解所接触的各种主要文化。当然，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精神性与宗教议题在这一时期被广泛讨论，但学理上的研究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20]

(三)跨学科整合的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

1995年以来，社会工作对精神性议题的关注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美国社会工作教育中正式承认了精神性的概念，社会工作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开始突破学科、国家等诸多界限，大大丰富和扩展精神性的概念，相关的各种研究与实务机构纷纷成立。这一阶段有关精神性与社会工作的各种定量定性研究急速增长，并整合了保健、精神健康、老年学等多领域的理论与方法。1995版的社会工作教育协会指导手册重返对信仰系统、宗教、精神性的关注，强调将这些议题和案主的多样性紧密联系起来。英美两国的社会工作教材中也将精神性纳入其中。包括女性主义、生态哲学、后殖民主义等在内的后现代思潮则使社会工作更加关注除西方人以外的人群和国家，西方社会工作对东方宗教、精神性议题、信仰社区、社会结构、民族敏感性社会工作等议题的关注，特别是基于心灵—身体—精神(Mind—Body—Spirit)的框架重新构建精神性社会工作体系，精神性社会工作全球化的格局基本形成。精神性与社会工作协会第一次国际会议2000年正式召开，对基于历史形成的世俗主义、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主导的西方社会工作进行了全面的反思，传统的和本土的精神性资源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基于人在环境中的视角，对当地传统智慧的重视，围绕案主自身的资源更具精神敏感性的社会工作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成为广为接受的价值观念。在交流对话过程中，精神性议题对已有的利己主义、民族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议题得以超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更好地处理个体、社会、生态三者之间的关系。精神敏感性社会工作在实务中也得到广泛的运用。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2008年一项针对1804名社工的调查表明，超过50％的社会工作者向案主推荐过宗教或精神性的读物，为案主祷告或私人性的沉思，使用宗教或精神性的语言或概念，推荐参与宗教或精神性的支持网络或活动，包括各种仪式、注册等；或者在工作中与宗教/精神性的帮助者和领导人咨询或合作过；社会工作者对精神性与宗教的正面负面影响进行了考量。

精神敏感性社会工作理论研究、专业期刊、专业机构、相关论著在新的阶段得到长足发展。美国天主教大学建立了精神性与社会工作研究中心(CSSW)，开展精神敏感性社会工作的研究、教学和推广工作，推动精神敏感性社会工作的价值、知识与方法在实务与理论中的运用与提升。特别重要的是，该中心还通过设立包括三整天工作坊、五期诊所工作系列席明纳的方式进行精神敏感性社会工作培训，切实提高社会工作者的精神敏感性社会工作能力。该中心还主办《社会工作中的宗教与精神性》(Journal of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in Social Work)期刊，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美国精神性与社会工作委员会(SSSW)和加拿大精神性与社会工作委员会(CSSSW)是北美精神敏感性社会工作领域的专业性机构，与其他机构联合举办的北美精神性与社会工作会议已经连续举办七届。另外，与精神敏感性社会工作相关的机构还包括Association for Global New Thought、ASOS(A Society of Souls)、North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hristians in Social Work等40余家相关机构和组织。另外，佛教、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与宗教相关的领域，还建立和发展了大量与精神敏感性相关的社会工作与社会服务机构。北美有关精神敏感性社会工作还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论著，内容涉及精神性与宗教、精神敏感性社会工作等领域。

四、精神性社会工作对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启示与价值

精神敏感性社会工作的价值在于通过文化自觉的进路，使得能在社会工作者“各美其美”(从自身的文化境地与社会工作专业性出发)的同时，发现自身投入其中的社会工作专业和职业所具有的精神原动力，并能设身处地地“美人之美”(投入地理解社会工作服务对象的境地与问题)，发现社会工作服务对象所具有的精神性动力，进而在整体性的意义上追求文化之间的对话，达致“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不同社会工作传统间的对话，推动社会工作适应全球化的挑战)的境界。

(一)民族社会工作：本土实践与全球价值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多民族国家，当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城市化、旅游产业与大众传媒等因素对少数民族的影响日益加深，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和广大欠发达地区的民族社区发展都是需要社会工作介入的新领域。从民族地区或少数民族的实际需求、价值取向以及社会文化环境出发，通过“文化敏感”的工作策略、方法和技巧，来满足“案主”多样化的服务需求，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中的重要领域，也是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重要载体。如何避免现有民族工作和社会工作机构及工作人员对民族政策、民族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现状认识的不足，使现有民族社会工作由外来输入型为主转变为以案主需求及其文化资源为主的精神敏感性社会工作，在社会工作领域的本土化进程中避免将族群文化特性标签化、政治化，是立足于专业化，推进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有益尝试，也是中国社会工作为全球精神敏感性社会工作的潜在资源。

(二)关注精神性：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必由之路

实际上，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没有哪一个国家和地区能置身事外，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诸种问题或许能从西方社会工作发展的历史中获得启示。从精神性社会工作在西方兴起的根本动力来看，理论范式的变革虽然起着很大的作用，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西方社会工作服务对象越来越多元化。不同宗教信仰、同一宗教信仰中不同派别、甚至是没有宗教信仰的多元社群共享着同一社会福利体系，要使社会工作能真正回应服务对象的需求，就必须从社会工作实务、社会福利政策和相应的理论方法上做出回应。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中的“全盘西化”、“西为中用”、“本土化”、“全球化”和“扩散论”等诸种假设，实际上都没有跳出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体用论争局限。在当前流行的种种社会工作本土化路径中，最需要的恰恰是重视每一种倡议的精神性资源，通过对话、沟通与协作，形成立足实际需求的社会工作。

中国社会工作所谓的本土化进程实际上是如何尊重本土文化，特别是对不同时空坐落中相关精神性文化的关注和挖掘不足，导致社会工作服务处于一个不中不西的尴尬境地，而实践中的状况是社会工作实务既存在专业化不足的问题，也面临本土化不够的挑战。真正推进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可行途径，在于尊重历史和现实的文化，建立以案主需求为核心的实务，并在此基础上不断积累经验，进行反思和理论的提升，在专业化和本土化的双向运动中推进社会工作在当前社会建设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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