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工作专业重建和发展已有30年的历史，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工作在参与经济社会建设和为民服务方面也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社会工作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如何看待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进程和规律，不仅会影响政府部门、社会工作界对社会工作的参与，还会影响社会工作本身的发展。本文拟从时段理论和结构—建构的角度对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进程和影响其发展的结构性因素做些分析，以促进相关各方对社会工作发展逻辑和发展前景的认识。

一、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及现实困境

回顾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市场化、城市化及社会转型也使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迁。在这种经济社会背景下，特别是在现实和传统、内部和外来力量的影响下，我国的社会工作专业虽然得以重建、社会工作得到了富有成效的发展，但也面临了许多新的挑战。我国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是从1925年燕京大学建立社会学与社会服务系开始的，后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随社会学学科一起被中断，直至1988年由当时的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设立社会工作与管理本科专业，之后社会工作教育才得以恢复重建。从社会工作教育的角度看，30年来我国的社会工作大致经过重建与课程体系建设(1988-1999年)、快速增长与发展(1999-2012年)、体系建设与内涵发展(2012年- )几个阶段。在重建与课程体系建设阶段，社会工作本科专业得以恢复重建，并从试办到“转正”，社会工作本科专业的课程体系基本确定，虽办学单位不多，但社会工作专业实践逐渐起步。自1998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发布后，我国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规模迅速扩大，并形成了“教育先行”的特点。2006年，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战略部署，社会工作教育和实践才得到较快发展。2008年，启动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大力推进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2009年，我国正式启动社会工作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学生培养层次体系进一步完善，至今已有150所大学获得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2011年，中组部、民政部等18部委发布《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次年19部委发布《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2020年)》，此后，全国大多数省、市、自治区也发布了相应文件。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在推进，社会工作服务领域在扩大，社会工作越来越得到政府和社会的认可。在政府、社会工作群体的协同努力下，我国的社会工作教育和实践得到较快发展。

尽管如此，我国社会工作发展还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从专业社会工作的角度看，这些问题包括：第一，发展不平衡。表现为少数东部发达省市的社会工作事业发展较快，不少中西部省区社会工作发展缓慢。第二，专业岗位不足。尽管19部委联合发布了《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2020年)》，但许多部委没有实质性推进该政策的落实，导致社会工作就业岗位短缺，专业社会工作人才流失。第三，不够重视。在不少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中，社会工作并没有得到相应承认，在城市社区层面，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仍处于边缘地位或被党群工作所代替。第四，角色定位失当。一些政府部门、基层社区组织把最困难的民间纠纷处理甚至维稳工作交给社会工作者，而作为社会工作优势的服务功能却被闲置。这些问题是结构性的，并也构成了社会工作发展的“困境”。

上述问题的存在或在某些领域扩展引起了社会工作界的一些担忧：与社会工作快速发展的阶段相比，现在的发展好像慢下来了。社会工作的发展前景如何？在政府强调社会治理、加强党群工作，且一些地方出现用党群工作“覆盖”社会工作的情况下，社会工作是否具有其独立性和专业自主性？中国社会工作会走怎样的发展道路？这些问题是需要回答的。本文认为，社会工作作为现代国家必不可少的一项社会事业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如果把它看作社会总体发展的一部分，那么，它的发展就既受现实具体事件和局势的影响，也受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制度结构的影响。因此，本文尝试借鉴法国年鉴学派的时段理论对此做一些分析。

二、从时段理论看我国的社会工作发展

1.布罗代尔的总体史学与时段理论

本文所借鉴的法国年鉴学派的结构—时段理论是一种方法论，它主要想解决如何认识历史发展的逻辑和规律。在布罗代尔看来，以往的传统历史学都是以研究某一时间的事件为主，这对于历史学来说是片面的，历史学应该是对整个历史的研究，他称之为“总体史学”。按照总体史学的看法，某一时间出现的事件对于认识历史规律来说是次要的。实际上，决定历史发展的不是这些形形色色、引人注目的事件，而是隐藏在长期的社会进程之中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结构性要素。为了说明其观点，布罗代尔把历史学中必不可少的时间分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体时间。地理时间是由地理状况的变化所反映的时间，它是漫长的和缓慢的。个体时间是由某一个体或群体的行为表现出来的时间，比如一场战役、皇帝的出生和加冕等，其变化是最快的。社会时间是群体和社会的历史，变化介于地理时间和个体时间之间。后来他把这三种时间称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而把它们各自对应的历史事物分别称为“结构”(structures)“局势”(conjunctures)和“事件”(evenements)。布罗代尔认为，对人类社会发展起长期的决定性作用的是长时段历史，短时段历史只有在长时段、中时段历史的基础上才有意义。地理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思想文化结构支撑或阻碍着历史，而短时段中的事件差不多只是浩瀚大海中的浪花。虽然布罗代尔不完全否认对事件的研究，但是他认为，只有在长时段中才能把握和解释一切历史现象。布罗代尔的总体史学对于历史学来说是一场革命，它对以往的战争史学、朝代更替史学是一种颠覆。他把视野投向广袤、宽幅的历史过程，企图达到对人类历史(整个历史)的更深层次的理解。

2.布罗代尔的总体史学与时段理论对社会学(社会工作)研究的借鉴意义

布罗代尔在《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中说，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时间长河中共同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渠道，也是各门社会科学可能使用的共同语言。实际上，布罗代尔的“总体史学”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历史学的范围，并与其他学科包括社会科学发生密切的联系。比如他指出总体史学的历史观与社会学的历史观(几乎是短时段)的关系，同时指出史学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并不是分裂的。正如布迪厄所说，将社会学与历史学分裂开来是一种灾难性分工，在认识论上完全缺乏根据。所有的社会学都应该是历史的，而任何历史学也都应该是社会学的。长期以来，传统社会学(特别是结构功能理论)忽略了时间和空间，只研究一般结构和过程，被认为是大而无当的社会科学。这样，让时间和空间回归就成为对现实的、具体的社会现象进行社会学研究之必需。

当然，布罗代尔的时段理论也有其局限性。他过分强调长时段或历史进程中稳定结构的作用，而对短时段、一些历史事件的作用有所忽视。按照他的长时段中的结构因素对历史进程具有最重要意义的看法，历史的主体已不是人，而是他所说的“其他”。无论是人的能动性，还是突发事件，都是次要的。这显然是不全面的。对于布罗代尔过分强调长时段结构因素影响的观点，著名现代化学者沃勒斯坦也有批评，认为应先考虑事件，再考虑结构，最后以局势做总结，这样会更有说服力。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沃勒斯坦的建议是有道理的。

回到本文的主题上，在研究当下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状况和前景时，法国年鉴学派关注长时段中的深层结构对历史影响的观点，对我们有什么启发？面对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的不足和沃勒斯坦的建议，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立场？这里涉及结构因素与能动因素的相互关系或其社会功能问题。那么，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与时段有关系么？社会工作发展的机遇和挑战与历史上形成的结构因素有何关联？当下各方的活动又对社会工作的发展可能产生何种影响？笔者认为，如果借用法国年鉴学派的时段理论去分析，即不抛开历史上的制度性结构因素去孤立地看待当下的某些事件，而是关注在一定制度结构下人们的能动作用，对问题的认识可能就更清楚一些。

三、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时段特征及其建构性

1.二十世纪以来我国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时段和结构

布罗代尔的时段理论把历史分为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他认为可以把时间分为10年、20年、50年为一段进行研究，而长时段要用世纪来量度。为此，本文把过去近百年作为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长时段，并将其划分为三个中时段：民国时期、计划经济时期、改革开放以来。鉴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工作发展较快，而且发展阶段明显、面临的问题也比较突出，所以进一步把改革开放以来这一中时段又分为几个短时段：改革开放开始至20世纪末、21世纪头十年、2012年以来。

之所以这样划分，是因为这三个中时段的经济、政治特征是十分明显的。民国时期的社会工作主要是在外部力量推动下发展的，农业社会的经济基础、连年战乱和政治纷争容纳了那个时期学院派的专业社会工作。那个时期燕京大学的社会工作课程已经比较专业化，但社会工作与社会学的区分并不明显，来自美国的专业的、微观的社会工作并没有占据核心地位，甚至社会工作被看作是应用社会学或社会事业。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特征更加明显。在革命的名义下，原来带有专业性的社会工作被中断，取而代之的是“行政性非专业的社会工作”，这是一套与计划经济体制、单位体制、户籍制度相适应的解决民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工作方法，意识形态明确地存在于其中。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特征更加鲜明。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社会转型、对外开放和新的社会问题，使专业社会工作得以重建。渐进性改革造就了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转型特征，也使社会工作不可避免地带有转型的特点。

此外，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工作发展的短时段特征也比较明显：改革开放开始至20世纪末，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在体制层面上基本定型，原有的城乡分割制度、单位体制被部分打破，社会问题呈现社会化状态，社会工作教育得以重建并在困境中艰难前行。21世纪头十年社会工作得到较快发展：一是在振兴教育和大学扩招政策推动下，全国获准开办社会工作本科专业的学校快速增加，这是应对市场化、城市化、社会快速转型，提高国民素质的一个重要手段。在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成为发展社会工作的最高动员令之后，我国社会工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到2011、2012年，十八、十九部委先后联合发布文件，为改善民生、解决社会问题、协力发展社会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家发展进入新时代，民生改善、社会秩序维持变得更加迫切，政府的责任意识被强化，群众工作在加强，社会工作的发展也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2.影响社会工作发展的时段特征

如果用布罗代尔的时段理论看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哪些是影响社会工作发展的长时段因素或结构性特征呢？笔者认为，是经济基础、政治体制、社会问题的性质及其解决的途径。1949年以前，我国是农业大国，小农经济、政治动荡、乡土社会造就了民众自救互助、低需求的福利意识形态。这时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因素相互交织，它们是历史性的、制度性的，也是整体性的，这是社会福利领域的深层结构。来自西方的，以助人自助为基本理念，以个案工作、小组工作为基本方法的专业社会工作不可能解决如此艰巨的社会问题，所以，在民国时期，政府实施的是灾民救济、难民救济，专业社会工作主要在外国人办的一些医院里实施。

计划经济时期遇到的依然是普遍的基本民生问题，政府没有经济能力去全面解决这些问题，于是采取城乡二元分割的方法，运用社会救助、社会控制、社会动员和意识形态去处理社会问题。“行政性非专业的社会工作”是与之相匹配的，它兼有服务和管理双重功能。实际上，与社会福利相关的深层结构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但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造就了一种新的制度：有问题找政府，虽然政府并不能真正有效满足民众的物质生活需求。

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至少到20世纪末)，农村居民主要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生计问题。在城市系统，政府在社会保障、社会福利领域开展工作也不太积极。进入21世纪，随着市场化加深、城市化加快、社会转型复杂化，各种新的民生问题被暴露在政府和社会面前。一方面是国家有了较强经济实力，另一方面是社会问题的尖锐和复杂化，这些都促使政府推出一系列改善民生的社会政策，笔者曾称之为我国要“迎来社会政策时代”。实际上正像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我国的社会政策并没有“自性”特征，即社会政策不是从民生出发的，不是基于民众的社会权利，而是为了保障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反映在社会工作发展上，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发展了，但一直难以进入更广泛的实践领域有效地开展工作，就是十八部委、十九部委联合发布政策文件之后，不少部门至今也还没有发展社会工作的实际举措，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还局限在教育发展和基本民生的少数领域，实践上还受到政府购买服务的制约。由党政主导、主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发挥社会工作作用的做法，一方面使社会工作得到一定发展，另一方面也使社会工作不得不依赖于政府而缺乏自主性，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也难以充分体现。这其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经济、政治、社会问题和福利制度的系统结构对社会工作发展的影响。

以经济—政治系统为基础、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相结合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架构，是影响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基本结构因素。那么，什么是中时段的“局势”特征、短时段的“事件”特征，它们对社会福利服务的影响又如何呢？如果不那么牵强的话，计划经济时期农村的集体化、人民公社化以及由集体承担的对“五保”人员的救助，城市的单位制度和建立在相对平等基础上的普遍就业制度，让政治意识形态和行政手段发挥福利方面的作用，是这一“局势”下社会服务的特征。计划经济时期的中时段的某些结构因素，如较强的社会动员能力、曾经有效的群众工作、意识形态的积极作用也可能会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工作发展进程产生影响。

而改革开放以来，中时段的“局势”、短时段的“事件”对社会工作发展的影响则更加明显。这一阶段国家的主要任务是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和维持社会稳定，“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是处理经济、政治、社会问题的基本原则。在这一总的指导思想下，通过发展市场经济来改善民生，通过补救性社会政策解决困难群体基本生活方面的问题，是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制度的基本安排。反映在社会工作方面，就是要“形成党政主导、社会运作、公众参与的社会工作服务与管理格局”。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围绕经济建设和维持社会稳定的中心任务，党政出台的社会保障和民生政策对社会工作发展的主导作用。其间中时段“结构”因素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在布罗代尔时段理论那里，短时段中的“事件”是一些反映重要人物活动的事件。而在社会工作领域，这些“事件”可以是某个地方政府的独特政策和做法以及社会力量的重要活动。比如：1999年之后，开办社会工作本科专业的学校大量增加；2003年上海政法委系统发展社区矫正服务；2007年深圳市发布关于社会工作的“1+7”文件；广州市广泛实施家庭综合服务；2008年社会工作参与汶川“5·12”地震救灾和重建；等等，这些都是在某一特殊背景下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事件。这些“事件”有其偶然性，它们在表现形式、实施方法和内容等方面带有服务机构和重要操办人的特点。尽管布罗代尔认为，这些短时段中的“事件”并不重要，因为它们的外显行为并没有反映历史的大逻辑。但对于我国的社会工作来说，虽然这些“事件”也具有特殊性，比如，这些“事件”有的被认为是某某领导“愿意创新”“比较开放”“愿意做事”，某些学者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如果把这些“事件”放入大时段、中时段中，仍然可以看到长时段的结构因素和“局势”的影响。也就是说，短时段中的“事件”并不是完全偶然的。

3.我国社会工作发展中的建构性

在这里我们必须讨论社会工作领域的建构问题。布罗代尔比较漠视短时段“事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我们认为其稍有过分。比如就我国社会工作而言，某一地方政府发展社会工作的“事件”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来自改革开放、快速社会转型中的经济、民生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结构，来自应该实施的中央关于发展社会工作的政策文件。然而，当事人如何看待当地的经济、民生和社会稳定问题；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则带有地方性特点和一定偶然性。这种偶然性“事件”通过宣传、推广，可能产生示范效应，变得“普遍化”起来，进而影响社会工作发展的整体进程。我们看到，社会工作教育群体通过与政府官员的合作推动了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社会工作的“嵌入型发展” “结构性融入”“内在转化”等都是教育界推动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策略，也是通过发展社会工作回应市场化改革和社会转型所滋生问题的实践。这里显示了具有“教育先行”特点的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创新路径。实际上，这是在观照了长时段结构因素的短时段的创新。这种创新是将演变成一种制度，还是“昙花一现”，实际上反映了当事人对长时段的结构(制度)因素和现实问题关系的认识和处理的合适程度。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认识到，短时段的重要“事件”会对历史发展有一定影响，在这里，建构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反观社会工作发展中的建构性源自社会工作，也并非中国社会之原有，而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外铄者”；因此我们说，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工作的发展不是自然进化的过程。我们从民国时期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状况，计划经济时期专业社会工作被抛弃，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工作艰难恢复和发展的过程中可以看到这一点。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之初社会工作专家的积极呼吁和相关政府部门的认可、支持，专业社会工作的恢复重建就不可能；如果不是社会工作的“教育先行”，中央关于发展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部署也可能是另一个模样；如果没有政府主管部门在社会工作专业力量支持下推进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并形成规模可观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专业社会工作就不可能越来越得到政府和社会的认可，大规模的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就无从谈起；如果没有专业社会工作的较快发展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推动，“发展专业社会工作”也就进不了政府工作报告，社会工作在全国的发展可能就不是今天的景象；如果没有社会工作教育群体的宣传和带头实践，专业社会工作也许就成为其他工作的附庸；如果没有广大社会工作者坚持专业理念的创造性工作，就不会有专业社会工作与本土社会工作实践的结合，也不会有今天广泛兴起的“三社联动”。我们在这里无非是想说，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工作的发展是在中断了30多年之后的重建过程，而不是计划经济体制中“行政性非专业社会工作”的延续和进化，因此我们说，这里的创新性建构是不言而喻的。

四、结构—建构观下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

1.社会工作发展的结构—建构观

借用布罗代尔的时段理论对我国社会工作近百年来的发展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总面貌受到长时段我国经济、政治、社会和福利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它们之间关系的影响。薄弱的经济基础、自上而下的强政府力量、复杂严重的社会问题、以自助互助为核心的福利意识形态等基本结构要素，不可能支持专业社会工作的较快发展。在三个中时段，上述基本结构与当时的“局势”因素相结合，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工作样态。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和开放两个因素促进着社会工作的发展，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以往解决社会问题的制度性“遗产”的作用。改革虽然被称之为“第二次革命”，但是实质上它是执政党和政府自我完善的过程，有许多方面表现出“制度依赖”；开放带来新要素的进入，更多地表现为创新和建构，但是这种创新和建构还只是局部的。在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时段和短时段社会工作的发展过程时，要重视社会工作专业群体及其支持者的建构行动，但是也不能忘掉长时段结构因素的影响。下面就是两个很明显的例证：第一，社会工作者都渴望并大力推动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中央也有相关政策，但是至今在不少部门和省区，发展社会工作还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专业社会工作进入社区和某些服务机构并不顺利，这不能完全归咎于当事人的不合作、不作为。第二，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经济的较快发展和社会转型带来社会问题的增加，社会福利和社会工作学者曾以国际上流行的社会权利理论为基础，倡导发展中国特色的福利国家或福利社会，但是没有得到政府的积极回应。

面对这些问题，有人可能会批评政府不作为，但如果从长时段理论来看，从我国的经济状况、政治形态、社会结构和福利文化的制度性特征来看，政府的某些谨慎态度也并非没有道理。如果我们看到中共十九大报告中的提法——“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那么，过分理想的想法和政策建议就应该慎重考虑。

尽管说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面临着一些结构性困境，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社会工作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比如，国家的经济实力在增强，市场化改革在深入，政府的福利责任意识在增加，民众的福利文化在变化，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领域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在调整，社会工作教育和实践的影响也在扩大。这样一来，制约社会工作发展的结构因素就会弱化，社会工作的建构就有了更大可能。这就是在重视结构性因素基础上的建构，也即社会工作发展的结构—建构观。结构—建构观重视基本结构要素的制约作用，认为在以往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制度和结构是重要的，但也不忽视行动者的建构，这是一种强结构、弱建构的观点，这是从宏观进程的角度而言的。当然，从短时段理论和具体实践的角度看问题，重视行动者能动性的强建构也并非不可能，实际上，在社会工作教育和实践中，创新并不少见。这有点像布迪厄的实践理论：这里有起基础作用的结构，也有人们的能动实践。从这里可以看出，在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两极中间，结构—建构观比较偏向结构一方，这也与布罗代尔的重视长时段的结构要素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它不忽视“事件”的作用，不漠视行动者的建构作用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2.结构—建构观下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理性实践

如果我们承认基本结构的重要性，同时承认生活在这种结构中的人们也通过实践建构着新的结构，进而这种结构也在逐渐变化，那么，我们就不会对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持悲观的态度，而是要理性客观地看待社会工作的发展和践行的社会工作实践。所谓理性客观，就是要看到影响社会工作发展的制度性结构要素的作用，认识社会工作赖以发展的经济基础、政治结构、社会福利制度及福利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及其对社会工作的作用方向，不盲目乐观；要科学地选择社会工作发挥建设性作用的着力点，发挥其应有的职能，并为社会工作的持续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社会工作强调“人在环境中”，同样，社会工作也是在复杂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生存和发挥作用的。社会工作必须适应这些环境，通过有效的实践改善不利环境，以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更有效地发挥自己服务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功能。当前社会工作的生存发展环境并不尽如人意，我们可以列举出有些地方政府重视经济发展、轻视社会建设，强调政府主导、忽视社会协同，固守低效体制、谨慎社会创新等问题。但是我们必须正视这些问题，因为它们中的一些不是当事人的个人举动，而是制度体制使然，而制度体制又不是马上可以改变的。

与社会工作的快速发展相比，近几年来社会工作的发展“环境”变得比较“稳定”。当社会工作未能在新的方面有所突破，甚至某些地方出现用党群工作“覆盖”社会工作的时候，这种“稳定”就给社会工作者带来“停滞”和遭遇困境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认识快速发展和“稳定”发展也需要有客观理性的态度。正像40年来经济、政治和社会变迁有涨落一样，社会工作的发展也有快慢、涨落，这是正常的。1999年之后社会工作教育规模快速扩张总体上来说是好事，但是，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不会总是以规模的快速扩张为主要特征，有的学校的社会工作教育可能会萎缩；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是一种新的举措，但这也需要反思、沉下来、制度化；社会工作与群众工作的关系也是如此，在群众工作还没有把创新放到重要位置之时，社会工作以其专业方法的创新和效果可以得到快速发展。但是在群众工作寻求创新并向社会工作学习一些方法之后，专业社会工作的优势就不再那么明显；党群工作对社会工作的“覆盖”，可能会使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势头受到影响；在社会矛盾比较尖锐、问题的处理比较急迫、专业社会工作难以很快奏效时，传统的行政性管理、群众工作就会作为经验被派上用场。因此，从长时段的结构因素和短时段事件的角度去分析问题，看社会工作发展的涨落是可以被理解的。

在从时段角度看问题时，我们还要看到历史上形成的结构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并正在形成新的、不可逆转的趋势(新制度结构)。比如，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工作的发展环境在不断优化，专业社会工作的规模仍在扩大、水平在不断提高，社会工作已经成为不可替代的结构性力量，而且政府部门、群团组织也在学习和借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这本身就是社会工作的发展。我们还需要看到的是，改革开放的大趋势不会变，国家现代化的方向不会变，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目标不会变，政府和社会协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基本方式不会变。在民生领域，变得是人民需求的增长及权利意识的增强、政府改善民生的具体政策和方法的科学化。这样，社会工作的持续、更高质量的发展就是应然的，这就是社会工作得以持续发展的结构性根据。在这种视角和理念下，社会工作界需要的是审时度势、分析局势、找好和把握好进行建构的介入点，与政府部门和群团组织的群众工作进行协同，精准地发挥专业方法的作用，进一步发展符合我国实际的社会工作，这应该成为社会工作界的理性实践。

五、结语：对社会工作发展的基本认识

本文借用布罗代尔的时段理论来阐释、分析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问题，我们认为，布罗代尔的时段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要从深层的基本结构中看社会工作发展的大趋势，基本结构作为制度化因素对事物发展的影响是重要的和不可忽视的。但是，布罗代尔没有对现实的实践活动的建构性给予适当的关注。应该说，制度结构因素有重要作用，当下行动者的能动或建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将布罗代尔的时段理论与结构—建构理论结合起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现阶段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可以形成如下基本认识：第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工作的重建和发展不是独立“事件”，而是历史的某种接续，它与以往的解决社会问题、社会管理、社会福利制度有某种联系；第二，社会工作并不是完全自主性的，作为非独立的存在，社会工作在重建和发展过程中会受到经济、政治、社会福利制度等结构性因素的重要影响；第三，在自我完善型改革中重建和发展的专业社会工作会受到历史上形成的，并仍在起作用的相近重要制度(如群众工作、社会动员机制)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合作、协同或竞争，进而会影响社会工作的发展，但这不会排斥社会工作的能动性和社会工作服务的专业性；第四，我国社会工作的重建和发展充满建构性，参与建构各方特别是主要参与者们关注点的一致性程度和努力程度影响着社会工作发展状况和形态，社会工作并不总是直线性发展的；第五，我国的社会工作发展是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组成部分，从各时段角度看，社会工作事业都是要往前发展的，而且要逐渐走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工作发展道路；第六，我国社会工作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政府有效的政策支持，需要社会工作群体在重视结构性因素的基础上，用协同的框架、开放的思路、有效的服务去进行积极的建构。以上这些基本认识，或许可以促进社会工作群体的理性实践，进而迎来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工作的稳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