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看到一篇由深圳市社会福利中心改革办主任和社工办主任曾凯发表的文章，说是我国亟待培育12种新兴领域社工人才。文章一开始，曾主任就提到在转型期内社会治安问题突出，社会矛盾尖锐，亟需维护社会稳定。

曾主任身为公务员，站在体制内立场，希望社工成为协助权力部门维稳的工具，这一点我深表理解，毕竟所持立场不同，也无可厚非。所以我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对曾主任有所指摘，只不过是借这篇文章向社工喊话，请勿误解。

这篇文章槽点颇多，我粗略看了一下，一是其中有些领域国内外其实早已有之，并不属于“新兴”领域，二是有些领域其实只是已有领域的社工本应承担却尚未承担的任务，不需专门另辟蹊径，三是另外有些领域，仔细想想不由得令人陷入沉思。

未检社工、法院社工、新市民社工等领域早已有之，在部分城市已经风风火火地铺展开来。这里就不一一详述了。而例如精神卫生、罕见病等，只是已有的医务领域社工尚未涉及的范畴而已，无需专门开辟新领域。

上面说的还只是细枝末节，这篇文章真正重要的问题在于：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本文的说法以一种“社工万能论”作为支撑。西方的社工领域不尽符合国情这个不假，需要本土化拓展和创造也没有错，然而所谓“本土化”是否是一个万能的框，足以把什么都装进去？

有一句名言曾这样说：“我们走得太远，却忘了为什么要出发。”我们做社工的却更是讽刺，路还没走几步，就已经忘记为何出发了。

社会工作的国际定义是这样说的：社会工作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职业，是促进社会改变和发展、提高社会凝聚力、赋权并解放人类的一门学科。社会工作的核心准则是追求社会正义、人权、集体责任和尊重多样性。基于社会工作、社会学、人类学和本土化知识的理论基础，社会工作使人们致力于解决生活的挑战，提升生活的幸福感。

回顾社会工作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知道，社会工作为了回应资本主义和工业社会的社会不公正而出现，同时也在对社会正义的追寻中不断发展。作为一个追求人类解放和社会公平正义的专业，社会工作与维稳、压抑社会矛盾等挂钩在一起，实是有违初衷。众所周知，以“稳定压倒一切”为代表的维稳思维，在过去的时间里不断被各种天灾人祸和各种群体性事件证明了弊大于利。以牺牲社会公平和人民利益换来所谓的维稳，最终却成了“越维越不稳”。

近些年来，在社工发展大跃进的背景下，各种奇葩的社工领域，例如综治社工、维稳社工、信访社工、计生社工、团委社工、救灾减灾社工、宗教社工之类的都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但凡在社会上稍有影响力且令公权力感到头疼的领域，都能看到社工扩张版图的野心，都能看到社工争取分一杯羹的身影。

我认为社工应该对此抱有警惕，原因在于如果仔细分析这么多新兴的社工领域，有很多并非在回应底层民众的实际需求，而恰恰是在沿着公权力在棘手的社会问题上退缩的轨迹行进。

从一些例子可以看出，拆迁社工实际上是试图缓和拆迁过程中的矛盾，保证拆迁的成功，通俗点说就是劝说老百姓老老实实把房子让出来被人拆。又例如综治社工、维稳社工、信访社工等政法领域社工，原本是在周永康主政期间，为了深入贯彻落实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而催生出来的畸形领域。而如今，十八届四中全会已经提出依法治国的总目标，“稳定压倒一切”带来的种种恶果也渐渐被人们反思和批判，这些畸形社工领域的存在，打的是谁的耳光？再例如网络社工，熟悉网络的人都知道，这说的不正是传说中的“五毛党”么？让社工干这种昧良心的活，是天大的讽刺！

这些领域，哪一个对应着弱势群体的实际困境？哪一个回应了底层人民的实际需求？哪一个体现了社会工作追求公平正义的初衷？

“本土化”和“多元化”岂能成为虎作伥的借口。

大家都知道，我国的社工发展迟、底子薄、基础差、人才少、经验缺，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做的不是夯实基础吗？怎么总有人迫不及待地希望尽快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影响力，把一些不应该由社工掺和的领域揽上身。

曾见过有些社工界的“大佬”，总是迫不及待地想向公权力自吹自擂和阿谀谄媚。我想说的是，当这些大佬大声喊着：“我们社工很重要哦！我们社工是专门来解决社会问题，尤其是那些你们政府头疼又解决不了、解决不好的问题的哦！有困难交给我们社工就行了哦！哪里有困难我们就可以介入哪里哦！快点投入资金支持我们发展吧！”的时候，你想着的，究竟是社会的公平正义？行业的良性有序发展？人民群众的福祉？还是你个人的前途和腰包？

对于这种基于功利主义的“社工万能论”催生出来的所谓新兴社工领域，社工应慎之又慎，惕之又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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