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害社会工作实务思考系列篇之（九）

比较与启示：灾害社会工作的国际、本土实践

2016年9月26日到30日，我有幸作为深圳市灾害社会工作志愿服务队队员随队飞赴四川开展灾害社会工作服务培训及交流活动。期间，分别在四川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以下简称“灾管院”）接受国际、国内灾害社会工作服务相关情况的培训，并在成都、都江堰、雅安（含芦山）等地参访本土社会组织，就灾害社会工作服务实践做深入交流。“跟活着的人学经验，跟逝去的人学教训”，这是天虎应急救援中心负责人左海弟老师提到的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它时时提醒我回顾此次学习过程中的诸多感受和收获：一方面，作为一个生活中少有灾难伤害普通人，我为那些被灾难所摧毁的生命感到深深痛心；另一方面，作为一名灾害社会工作志愿服务队队员，我加深了对国际国内灾害社会工作的认识和了解，倍感要树立使命担当的强烈信念，并反思在开展灾害社会工作时应当具备的专业素质和能力。

图1：深圳市灾害社会工作志愿服务队在“灾管院”受训，并与院长顾林生教授等合影留念

一、我国灾害社会工作现状    

当今社会愈发成为风险社会，本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发生的天灾人祸数不胜数：从印度洋海啸到汶川地震，从非典肆虐到寨卡蔓延，从911事件到叙利亚战争……。据民政部国家减灾办发布的信息显示，2016年前三季度，我国自然灾害以洪涝、风雹、台风和地质灾害为主，旱灾、地震、低温冷冻、雪灾、森林火灾等也均有不同程度发生。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1.9亿人次受灾，1317人死亡，319人失踪，1601人因灾住院治疗，834.9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334.5万人次需紧急生活救助；49万间房屋倒塌，319.8万间不同程度损坏；农作物受灾面积25475.3千公顷，其中绝收4067.8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4692.2亿元。总的看，前三季度全国灾情与2011年以来同期均值基本持平。其中，因灾死亡失踪人口和直接经济损失分别增加12%和37%（民政部门户网站，2016年10月20日）。可以说，接连不断的灾难带来难以预测的风险和不可计数的损失，但同时促发各种防灾减灾救灾机制的建立。尤其是2008年中国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我国的社会工作机构和工作者第一次大规模介入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灾害社会工作作为我国社会工作领域的新军由此而生。

在考察中我们发现，中国灾害社会工作作为中国灾害应对的重要分支力量，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在各个方面初见成效：一是制度建设和顶层设计日趋完善。2013年12月民政部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灾害社会工作服务的指导意见》，2015年 10月民政部发布《关于支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救灾工作的指导意见》，表明灾害社会工作的介入已经取得国家政策层面的认可和响应；二是灾害社会工作理论教育及研究取得进展。2009年以后，高校社工系教师开始开设“灾害社会工作”课程，撰写“灾害社会工作”专著、研究论文和研究报告，为灾害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理论上的支持；灾害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服务内容、工作方法、价值理念的不断完善，多元主体参与的“灾害社工”培训班的开办，以及各地枢纽型的应急社工专业队伍（如四川省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雅安市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的建立，标志着具有鲜明特色的灾害社会工作专业正在形成；三是灾害社会工作实践多元发展，并取得成效。灾害社工在防灾减灾、备灾救灾、灾后援建中提供的针对受灾人群的各种专业服务，如：在四川芦山地震、青海玉树地震等灾害中的减防灾教育、备灾培训、受灾群众精神抚慰、灾民个案服务、志愿者管理、公共空间的建立和管理、协助安置区管理、生计恢复、社区重建等，更是有力地协助政府解决受灾地区的社会问题，提升受灾民众发展能力，恢复灾区社会秩序，增强社区防灾减灾能力，促进灾区的社会重建。

图2：深圳灾害社工志愿服务队员们在芦山县龙门乡益众机构项目官员介绍灾后乡村生计项目经验

二、灾害社会工作实务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在“灾管院”的学习中，我们先后聆听了“灾管院”顾林生教授、韩自强副教授、成都社会组织学院郭虹教授等学者关于日本、美国、中国本土灾害社会工作的情况介绍。首先，美国的灾害与应急管理起始于1950年代的救灾法案，发展至今形成了一个从下到上即：个人/家庭-地方政府-州政府-联邦政府的减灾、备灾和灾害应急管理的序列——在政府层面上，美国建立了专门的灾害应急国家部门，如：FEMA、TSA等；在公民个人层面上，美国注重发挥志愿者和群众组织的力量，建立社区应急响应队（CERT）体系，强调社会组织和政府机构联合救灾。日本强调政府在社会福利制度中的主导作用，并将灾害社会工作整合进其完善的福利制度之内。灾害发生后，日本政府根据灾民需求，为其提供各种福利，社工在该制度之下，利用所学习的社会福利援助技术为居民提供各种常规服务，以及灾后特殊福利服务，如避难所紧急入所支援、救出支援、灾后返回住宅支援等。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灾害社会工作发展现状相比，我国灾害社会工作服务发展面临的问题在于：在宏观层面上，成熟的、系统化的方法、体系和理念的顶层设计需加强；在中观层面上，各社会力量（社会组织）、团体进行灾害社会工作服务的流程框架及能力建设仍存有空间。在微观层面上，公民灾害应急整合的意识和灾害自救的技能亟待提升。对于社会工作者来说，要想促进我国灾害社会工作服务发展，核心在于提升社会工作者在防灾、应灾以及灾后重建方面的能力，通过此次学习考察，在本土灾害社会工作服务实践发展路径上，我获得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理论教育与实践训练相结合，理论是手段，实践是目的，以科学知识指导防灾救灾援助实践。由于灾害援助的工作环境、服务对象的特殊性，社会工作专业队伍在提供援助之前，应当充分学习关于防灾减灾、危机管理、安全规划、灾后重建等方面的知识，开展灾害社会工作人员防灾救灾能力培训，提升社会力量参与防灾、救灾以及灾后重建的效率，在此方面，四川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顾林生教授在防灾减灾、公共安全规划、防灾教育、危机管理、灾后重建与区域政策等方面的研究提出了诸多策略。在四川当地的社会组织参访交流中，我们也了解到，大部分的灾害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均能够得到业界专家或专门机构提供的专业指导或能力建设训练。

图3：深圳灾害社工服务队利用参访间隙举办防灾减灾主题沙龙，研讨社区防灾减灾介入策略

第二，充分发挥社会工作者的纽带力量，建设以政府为主导，以社区为依托，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防灾、救灾的应急联动组织和机制。参访四川当地社区，我们发现，在社会工作组织的推动下，灾害预防、自救、生命人性发展教育已经广泛深入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而在灾害发生之后，社会工作者则充分发挥桥梁作用，将社区居民力量整合进来自各级政府、医护工作者、各方援救志愿者的力量。从而树立起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全民应对灾害的意识，孵化出民间应急力量，搭建扁平化的防灾、救援和治理平台，实现多方参与和协同的灾前共防、现场共援和灾后共建的防灾减灾模式。在这方面，四川省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提出的“社会协同”的模式让我印象深刻，其实质上是搭建党政部门、专家学者、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应对灾害的跨界平台的一种“联合救灾”模式。

图4：深圳灾害社工志愿服务队参观雅安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壹基金等众多社会组织、党群团体均以此为“大本营”，开展备灾、应灾及灾后援建服务

第三，国外经验与国内实际相结合，国内实际为主，国外经验为辅，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符合地区灾害实际情况的灾害社会工作方法和理念。在培训中我们了解到，天虎防灾减灾应急服务中心的做法值得借鉴，该中心有8名队员接受过美国、欧盟、德国危机管理系统、紧急救助和CERT管理的训练，结合自2009年以来，在汶川地震、庐山、都江堰、青海玉树等无数次地震、泥石流、洪涝灾害救援行动，形成自己的融洽的团队社会关系，牢靠的群众基础、过硬的应急技能，成熟专业领域、超强的协调与执行能力和长效和稳定的志愿团队与资深的管理团队，从而专注地做好一系列防减灾应急服务工作，发展出自己团队独具特色的宗旨、愿景、使命与核心价值。

三、使命：本土灾害社会工作服务的信念与实践建构

参访途经雅安，这座镶嵌在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之间的小城，即便曾经遭受严酷的灾害，但依旧城如其名——雅致别样、安静宁和。“一座重生在震后的小城，也一定于安宁中饱含拥抱希望和生命的巨大能量！”，我在笔记中用这样的一句话记录我深切的感动。灾难，它不仅建构伤痛，更建构我们重新拥抱生命的巨大信念和力量。

诚如郭虹教授所说，灾难来时，逃避不了，我们唯一能做的是“与灾难共生，与灾难同行”。我们的国家幅员辽阔，时常伴生大大小小的各类灾难，影响着人民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四川学习参访之行与当下国情实际时时提醒我，作为灾害社会工作者，应厘清使命，把建构自身灾害社会工作知识和经验，建构与灾难同行、服务受灾社群的专业信念，作为我们实践本土灾害社会工作服务的当务之急和题中之义。（深圳市鹏星社会工作服务社 王军）

图5：重建后的龙门古镇在社会组织支持下发展乡村旅游产业，风景如画，群众生活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