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反贫困领域社会工作服务实践越来越多。笔者所在的四川外国语大学社会学系从2016 年至今，受重庆市民政局委托，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 以重庆市城口县（国家级贫困县） 为对口扶贫项目点，开展“三区” 社会工作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和扶贫项目。项目示范点覆盖城口县1 个街道(7 个社区），2 个乡（10 个村）。该扶贫计划以项目为契机，通过整合资源，开展“造血式”智力扶贫， 促进贫困地区整体发展，改善当地居民生活；提升贫困受援对象自我脱贫能力，探索社会工作助力扶贫攻坚的工作机制，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增强受援对象自主发展能力，培养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带动城口县专业社会工作内生发展。

结合城口县社会工作扶贫项目的实务经验，笔者重点从社会工作介入的参与路径、组织路径和服务路径三方面对社会工作介入贫困乡村社会治理的路径进行探讨分析。

社会工作介入贫困乡村社会治理的参与路径

所谓参与路径是指社会工作者以何种身份和渠道参与到当前贫困区县的基层社会治理中。笔者认为社会工作具体参与进入扶贫场域中，按照其社工身份的属性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社会组织嵌入模式，即政府通过购买服务或者社会工作机构主动与当地政府、企业合作的一种项目制模式，而这种服务囿于资源、社会组织的稀缺性和项目制的特点，通常定点贫困村或乡开展项目周期服务。这种项目制的社会组织嵌入模式在本土社会工作缺乏基础的条件下，能够较为独立、专业地开展服务，短期内易形成示范和带动效应。另一种是政府主导的岗位社工模式。在一些农村社会工作发展较好的地区，地方政府认同度高，为迅速推广社会工作服务模式，通常在贫困乡村设立不同级别的岗位站点，配备岗位社工。这种模式能够快速推动基层社会工作人才建设，形成持续性的服务模式。但对于社会工作欠发达地区，社会工作人才在数量和专业储备不足的情况下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

从城口县等贫困县域基层治理的现状和社会工作发展的情况来看，社会工作介入基层治理的参与和进入路径应该循序渐进，应该兼顾专业性和地区发展的本土性。贫困县域社会工作发展一般较为薄弱，本土社会工作人才储备有限，应首先由政府采取购买服务或社会工作机构主动与当地政府、企业合作的形式，开展定点的示范服务，提高居民认可度、服务成效和专业普及度。之后采取“社会组织嵌入”和“岗位设置”双重模式，既保留了社会组织介入的有益成果和示范带领作用，又推广了社会工作的经验模式，同时也形成两种模式的交流和良性竞争机制，促进社会工作介入贫困县域基层社会治理的长效性。

社会工作介入贫困乡村社会治理的组织路径

（一）专业队伍配给多元化机制

在社会工作参与县域基层治理人才队伍配备上，应该本着“专业导向，以用为本”的原则，实现专业梯度化和本地化。所谓专业梯度化是指在人才队伍配备上应该根据专业经验完善人才队伍结构，形成“督导- 项目主管- 项目专员- 一线社工- 志愿者”体系，实现人才供给的多元化和专业化，以此保证服务的质量。目前县域工作条件艰苦，极易造成人才流失，为合理优化人才队伍结构，保证人才的稳定性，在人才选用上可向本土社会工作人才倾斜。从城口县经验来看，本土人才具有本土文化优势，更具有稳定性。

（二）政社协同沟通机制

社会工作在反贫困实践中绝不能单打独斗，专业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的治理工作，亟须建立一种从制度到能力的协同合作机制， 形成“贫困社区- 社会工作- 政府”完整的沟通路径是必要的。这种沟通路径包括定期的项目座谈和交流制度，不定期的社区和政府参与制度，以此形成扶贫理念、扶贫方法、扶贫资源的整合机制。

社会工作介入贫困乡村社会治理的服务路径

（一）扶贫政策执行与扶贫行动并举

随着“开发性扶贫”受到重视， 许多在贫困地区开展的社会工作服务不仅着眼于对现行国家扶贫政策执行、倡导、教育的普及，也越来越重视动员和组织贫困人群参与生计活动或经济项目，同时更加注重对他们的相关能力培养，并提供或整合协调相应的信息、资源， 甚至必要时帮他们做供需对接等。以城口县为例，社会工作者在开展服务过程中必须要形成扶贫政策基本框架，在需求调查和贫困人口的帮扶中都需要和现行的扶贫政策进行有效对接，因此社会工作的扶贫行动是建立在扶贫政策基础上的。社会工作者必须充当扶贫政策的传递者、评估者和链接者的角色，同时在扶贫政策执行的基础上，又要利用专业的工作理念和方法开展具体的扶贫行动，包括智力上的扶贫和经济上的扶贫。

（二）文化建设与物质资本积累并行

从城口县反贫困社会工作的实践来看，社会工作在扶贫开发中的重要角色作用应该有两种：一是文化的构建者，这里的文化建设带有智力扶贫的含义，即克服贫困文化社会排斥，重建贫困者的文化自信和知识能力等。具体而言， 即社会工作者运用能力视角和优势视角等方法，针对不同贫困者的需求，依据贫困者的特有优势， 开展相应的服务。一方面关注贫困者当下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更着眼于贫困群体的长远发展，增强贫困者的内心力量与内在支持， 促进贫困者的意识脱贫、精神脱贫、文化教育及政策信息等脱贫。

二是物质资本积累者，社工助力扶贫中，除了要不断着眼于文化资本的构建外，还应不断从文化资本建设转向物质资本的构建。社工在激发村民潜能、培养脱贫能力的同时，还要不断挖掘当地的资源和优势，协助贫困者制订脱贫计划、链接资金支持和开发生计项目，比如，我们团队为留守妇女提供手工技能培训，组建妇女手工小组并搭建成品售卖平台，协助申请微店及探索销售渠道等。在协助当地政府推动经济物质脱贫过程中，社会工作者还应广泛链接和整合各方面资源，注重对贫困者的思维影响及意识和能力的培养。社会工作者在为贫困者经济、物质脱贫的努力过程中不断引导和启发贫困者增强个人能力、积极寻找发展路径，脚踏实地改变贫困现状。

（三）外部输入与内生系统培育并进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内生动力对脱贫攻坚的重要意义。从社区系统理论的角度进行阐释，就是如果我们把具有内生动力之源的社区看作内部系统，社区之外的各方力量（包括对口帮扶资源、市场资源、社会资源等）就是外部系统。那么， 提升内生动力就可以看作是一种链接外部系统的资源、信息等来激活内部系统的过程。在提升内生动力的过程中，需要动员各方力量，用好对口帮扶资源、市场资源、社会资源及人民群众自身的资源，广泛凝聚脱贫攻坚合力，最终将政策的含金量、外界资源的扶持力转化为贫困村的内生动力。

通过对于城口县等广大贫困县域的调研，我们发现反贫困研究和精准扶贫实践面临的关键性问题在于社区没有承接外来资源的能力，这种社区内部系统的无力状态使外部系统资源介入时没有着力点，无法发挥效力。这种社区的无力感，确切地说是因为社区没有相应的组织力量与外部系统进行对接，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社区失灵，从狭窄一点的层面来理解就是社区社会组织的缺失。那么，我们认为，提升社区内生动力的关键就在于培育社区社会组织， 通过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来发动社区成员，激活社区内部系统，促成其与外部系统力量的耦合。近年来在城口县的反贫困实践中，我们也发现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对于助力脱贫实践有着高度的耦合性。

（四）动态监测与长效观护并推

社会工作在参与精准扶贫过程中非常注重服务的动态监测，通过利用评估问卷、访谈等测量工具，在服务实施前期、中期和后期都会进行测量，以厘清社会工作在参与过程中存在的优势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用服务主体及服务对象的视角考虑当下社会政策的参与带来的利与弊，分析成效所反映出来的在农村实施精准扶贫的难点和重点；对研究内容进行点、线、面的结合，建构系统的评估框架，充分利用动态监测的优势，对社会工作参与农村精准扶贫进行系统监测和探索。对于服务成效较好的部分，社会工作者逐步退出，形成脱贫内生动力，而在整个退出过程中，社会工作者还需要进行长效的弱观护。

随着党和国家对贫困村社会治理工作的重视，社会工作在其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对于社会工作发展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社会工作在践行贫困乡村社会治理路径中，应该明确自己的角色和定位，在介入贫困乡村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既要基于国家政策背景开展传统的救助式扶贫工作，又要注重创新方式方法开展开发式扶贫；既要着眼于贫困乡村的贫困治理工作，又要兼顾贫困乡村的振兴发展；既要保证外来扶贫力量介入的有效性，又要注重本土力量培育的可持续性。

（三）本土人才培养整合机制

精准扶贫是一项系统性和持续性的工作，近年来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的实践逐渐增多，以城口县扶贫项目为例，目前已经是实施的第二个年头，在扶贫领域确实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经费相对不足和人员流失等问题。外来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社工终究有退出的一天，社会工作在介入精准扶贫工作中所形成的成果、扶贫模式的延续性和发展性必然受到挑战。鉴于此，社会工作在介入精准扶贫的工作中必须以“嵌入、示范、培养”为目标， 建立以社会工作专业为指导，政府为政策保障的本地农村社会工作队伍联动机制。唯有如此才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缓解农村社会工作者匮乏的状态，较好地延续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已形成的模式和工作成效。

协助建立和完善本土专业扶贫人才培育体系，具体而言可采取如下策略：

第一，鼓励当地政府积极制定人才培养措施，以优惠的条件吸引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到农村地区就业，或积极鼓励当地政府工作人员、驻村干部等学习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报考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并给予相应的奖励。

第二，利用现有社会工作项目， 通过社会工作者的服务示范，带动一批社区工作人员学习社会工作服务方法。

第三，社会工作者或机构与当地政府联合行动，举办社会工作教育培训，对本地乡贤精英，如驻村干部、乡村教师、大学生村官等素质较高且有兴趣和服务热情的人员进行社会工作培训，建立一支本土社会工作人才队伍。

第四，重视农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建设，重庆市“三区”计划的一些经验表明，可先由一些专业的社会工作机构或社会工作者在乡镇一级建立规模较大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由政府部门牵头，通过乡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辐射效应，逐渐在各自然村或行政村建立较小的社会工作服务站，工作人员由政府部门人员构成，定期接受专业社会工作督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