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逻辑和基本原则

理论有宏观、中观、微观之分，大部分社会工作理论在中观和微观层面，童敏创立的综合发展的专业化策略是一个实务理论、同时是一个本土理论。我国的社会工作具有“后发外生”的性质[1]，自社会工作被引入我国就存在本土化的呼声，有人强调在引入社会工作时要注意我国独特的社会历史文化和制度性特征[2]，其实都是要注意进行本土化探索的环境或前提条件以适应本土化的要求。本土化的探索应该包括法律法规、伦理守则、理论、实务技巧探索等方面。直到今天真正发展出一套本土化理论的很少见，厦门大学童敏在实务层面做出了积极尝试：他试图综合、发展社会工作实务服务技巧从而创立一套本土的实务理论，即《社会工作实务基础——专业服务技巧的综合与运用》。书中援引的大量案例都是中国本土的案例，分析及应用从自己的理论视角出发，自成一体。

任何理论都有自己的理论逻辑和基本原则或者前提假设。在童敏看来，社会工作专业经过长期的发展，原来一些理论创立的逻辑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工作发展的需要和实际社会工作实务的需要。他总结了一百多年来社会工作理论发展的逻辑：第一阶段，以治疗服务对象的问题为中心，即治疗修补的专业化策略。

第二阶段，关注服务对象本身的发展和成长，自身资源的发掘和调动，即自我发展的专业化策略。受人本主义和才能在主义哲学思潮影响，社会工作者看到生活意义对服务对象的影响，强调服务对象不是机械的、有“问题”的，而是生命有机体，追求生命的成长和意义是服务对象的内在要求。 

第三阶段，不仅关注服务对象个人生活意义，还注重把服务对象与周围他人联系起来，即是一种互动建构的专业化策略。后现代主义思潮认识到人本主义和存在主义的不足之处，认为它们忽视了个人发展与周围他人之间的互动交流过程。这样，服务对象自身能力的发掘和应用就不仅是服务对象自我发展的问题，同时涉及与周围他人的互动和交流，包含相互之间的影响和作用的过程。

第四阶段（童敏发展的阶段），在互动建构的专业化策略中已经涉及到能力建设、心理调适和社会支持，只不过更注重服务对象与他人之间互动建构的关系。如果能够将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中的能力建设、心理调适和社会支持这三部分结合起来，均衡彼此的发展，保证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这样的专业化策略就能够提供简洁、快速、灵活、有效地社会工作专业服务。

经过上述分析，童敏认为前三个阶段理论发展的基本逻辑，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工作发展的需要。他指出第三个阶段中已经注意到服务对象与周围他人的互动建构，但同时指出那是不够的，并通过对“人在情景中”概念的批评来发展自己的理论逻辑。如图4所示，能力建设、心理调适、社会支持这三者是相互影响的，而社会工作者的任务就是把握这三者及三者之间的平衡为服务对象服务。简单来讲，综合服务的专业化策略是指当社会工作者面对服务对象时，要从服务对象的能力、心理调适、社会支持三个方面出发，充分发掘、发挥服务对象的资源及利用服务对象和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为服务对象提供“简洁、快速、灵活、有效”的服务，最终达到帮助服务对象“自助”，即能够自己面对、解决自己的需要、问题，能够持续改变。

理清了综合发展的专业化策略之后，童敏指出了其依据的三个基本原则：人是有能力的、服务对象内部是一个整体、人是社会人。能力原则，要求社会工作者不仅要看到服务对象的“问题”，同时也要看到服务对象的能力，这里的能力是从服务对象发展的角度理解服务对象的能力。这样能力也就具体化为服务对象面对周围环境挑战时的改变基础、一些有效的沟通交流方式和无效的沟通交流方式。[3]全人原则，即把服务对象的内部心理状况视为一个整体，是在回应周围环境要求过程中的一种动态的整体状况，涉及服务对象的内部和谐与外部和谐的要求。社会人原则，即重视对双边都有效的社会支持关系，把服务对象的改变和周围他人的改变链接起来。

二、核心概念及分析

童敏认为在社会工作实务过程中，从始至终要面对服务对象的需要时什么（即如何评估服务对象的需要），如何影响服务对象改变，怎样保持服务对象的改变三个问题，为了回答这三个问题，童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服务对象的能力建设、心理调适和社会支持。

能力建设。童敏认为能力建设是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宽度，主要涉及如何评估服务对象需要这一领域。这里的能力建设包括三个部分，一个是“问题”中的能力，一个是优势中的能力，一个是日程生活安排中的能力。童敏认为应该从服务对象与周围互动交流过程中的理解和选择视角出发，摒弃“以问题为中心”的评估方式，而用“以能力为中心”的评估方式去评估服务对象的需要，主要技巧是感受回应和具体化。感受回应是指把自己置身于服务对象的处境中体会服务对象面临的生活压力和挑战，并且在感受层面回应服务对象内心变化的技巧，具体方法有置换位置、肯定改变意愿和赞赏成功的经验。具体化是指把服务对象有关“是什么”的本质描述转化成有关“怎样”的过程描述的技巧，具体方法有过程描述、提问时间、印象最深和问题带来的变化等。童敏强调这些方法是紧密联系的不能机械的分开。

优势中的能力社会工作者在实务操作过程中容易找到，这里童敏提出“问题”中能力、资源的发掘和日常生活安排中的能力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日常生活安排中的能力，通常是初入门的社会工作者容易忽视的一点。因为初入门的社会工作者面对服务对象一股脑儿的倾诉，往往把目光集中在杂乱无章的问题上，希望尽早解决一系列问题，从而达到帮助服务对象的目的。这就忽视了服务对象优势的利用和平常生活的利用，提出这点是能力建设部分中的一个亮点。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可以在童敏关于在服务对象的“问题”中的能力与优势这一论述中找到优势视角理论中“抗逆力”这一概念的影子。“抗逆力”是优势视角中重要的概念工具，强调人在面对压力、挫折时的潜能激发和自我超越。[4]优势视角在社会工作领域得到了广泛认可，它假设服务对象是有自身潜能的，强调从服务对象的闪光点出发，社会工作者以平等、合作的专业关系倾听、理解服务对象，重构服务对象的社会情境，从而帮助服务对象。优势视角所内涵的另外一种意思, 就是强调把注意力聚焦于案主如何生活以及从他们的经验里找出意义, 他们又是如何理解意义的。[5]而童敏在“问题”中的能力论述过程中，体现了这些。比如，首先问题两个字是加了引号的，这首先说明在综合发展的专业化策略看来，“问题”并不是问题。其次，“问题”中的能力是社会工作者从优势视角“抗逆力”概念出发的。

心理调适。童敏认为心理调适是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服务深度，主要涉及如何影响服务对象改变这一领域。这里的创新之处在于童敏把服务对象内部心理状况视为一个整体，并希望通过利用服务对象不同心理方面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来影响其改变。他把如何影响服务对象的介入分为无意识层次、意识层次等三个层次，并且列出了如何分别从三个层次介入影响服务对象的具体技巧。可是不能不指出，用这些技巧的前提是社会工作者清楚的划分了如何影响服务对象的层次，即使社会工作者十分熟练的区分了这些层次，到底哪一个层次容易介入，这对初入门的社会工作者来说是不容易把握的。另外，童敏认为社会工作者采取直接影响服务对象的方法属于通过调整其内部心理状况来推动其改变的范畴，采取间接影响服务对象的方法——改善外部生活环境，对服务对象来说是外部，但对周围其他人来说也是内部心理状况，也属于通过调整内部心理状况来推动其改变的范畴。这里服务对象的“整个心理状况”的外延有所扩展。这和后来他说的“多中心”的介入方式思路是吻合的。即社会工作者介入服务对象的切入点是多方位的，把周围他人也看作同自己一样的有需要、活生生的人。可以说，童敏借助外延扩大了的“整个内部心理状况”和“多中心”的介入方式扩展了社会工作实务介入方式、介入层次的空间。

社会支持。童敏认为社会支持是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广度，主要涉及如何让服务对象保持持久的改变。服务对象的改变不是其一个人的事情，同时与周围他人的改善连接在一起。通过服务对象的改变促进周围其他人的改变，通过周围其他人的改变促进服务对象的改变，让两者相互循环、相互支持。这里就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广度而言，童敏提出了“单中心”服务介入方式和“多中心”的服务介入方式。

“单中心”服务介入方式是指社会工作者只把服务对象或者服务对象与周围他人之间的平衡关系作为服务介入的中心，在整个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介入活动中只有一个服务介入中心。它分析问题的方式如“服务对象是否适应周围环境的要求”，这个判断的标准是社会工作者的，这样的服务不认同服务对象及周围他人具有自身的能力。与“单中心”只强调一个判断的标准不同，“‘多中心’的服务方式要求社会工作者不仅要把服务对象视为有自身能力的社会成员，同时把他人也视为有自身能力的社会成员，并帮助服务对象和周围他人在发掘和调动自身能力的同时，建立和扩展相互之间的社会支持”。[6]类似于著者把服务对象内部心理状况外延延伸一样，这里“多中心”与“单中心”的关键区别不在于在介入方向上更加注重“周围他人”，而在于服务对象和周围他人“在相互支持中寻求发展”，“在发展中寻求相互支持”。显然，这里似乎与自我发展的专业化策略中重视“服务对象和周围他人之间的互动交流”、“帮助拓展服务对象扩展社会发展空间”并没有什么大的本质的区别。就整个综合发展的专业化服务策略而言，关键的区别在于童敏强调能力建设、心理调适和社会建设这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这是创新性的主要表现。关于社会支持概念并没有发展多少，在社会支持研究中汲取了必然的养分。[7]

三、创新之处及不足

案例本土化。书中援引了大量的案例，且都是中国本土的。根据笔者的粗略统计，正式案例（标注了序号）25个，非正式案例3个，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的对话66段，课外练习中案例12个、对话52段。这些数字再次验证了该实务理论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这是很好的一种现象，本土理论在本土的环境实践，再通过实践去发展理论。如果说这是一大亮点，那么随之而来的还有另一个方面，正式案例中年龄超过20岁的服务对象只有4个，课外练习案例中只有一位服务对象年龄为32岁，其余全部是小学生。这里有比较明显的特点，即案例展示出来的服务对象年龄绝大部分比较小，职业大部分是小学生。这与我国目前社会工作的整体形势有关：社会工作的社会认同不高，广大从事社会工作职业的同志比较年轻，社会工作介入选择的领域往往从易到难，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正处在起步阶段。另外一个现象是，在介绍实际具体的技巧时，不得不引用大量的对话，书中选取的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的对话绝大部分是片段，而且相对独立，不是从一个案例中截取，而是从众多案例中截取，恐怕这不利于理解具体技巧在整个案例中应用的情况。

技巧具体化。无疑，童敏所说综合发展的专业化策略是一个系统，在核心概念之下发展出很多具体的技巧，层次十分清晰，实属难能可贵。比如，“问题”中能力的寻找，要看服务对象把“问题”归结为内部还是外部，如果是归为内部，那么就要拉远“问题”，如果是归为外部，就要拉近“问题”，而拉近与拉远则又有具体的操作技巧，是直接寻找、困难处理，还是例外情况都可以比照而行。再如，心理调适中根据介入层面的不同分为意识层面、无意识层面、和信仰价值层面，在意识层面介入的技巧分为强化动机、差异性提问和强化行动，强化行动具体操作技巧是内容具体化、与他人链接和行动。这些具体的技巧容易理解、操作简便，适合初学者和初入职者学习。困难的是如何把众多的技巧灵活的整合起来加以运用。

关键处着墨不多。能力建设、心理调适、社会支持是决定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水平的决定因素——“社会工作服务的专业化水平取决于能力建设、心理调适和社会支持这三个方面的发挥状况和整合状况”，任何一个案例都要自觉不自觉的遇到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找到他们三者之间的关联，这是社会工作者提供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的三个必然涉及到的问题。童敏十分强调在实务过程中这三者不是机械分开而是紧密联系的，只有保持这三者的动态平衡才能达到童敏心中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的水准——“简洁、快速、灵活、有效”。因此社会工作的魅力和生命力所在就是充分发掘这三个方面的宝藏并把他们整合成有机的整体。他把这三个方面看成评价获得服务成功与否的“法宝”，说“社会工作有三个方面的法宝——能力建设、心理调适和社会支持”。这个比喻比较形象。法宝是什么？法宝是一拿出来就灵的东西。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形成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这三个方面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哪一方面没有做好都有可能导致革命的失败。[8]在这里说这个比喻形象，一方面因为这三个是综合发展的专业化服务策略的三个支柱，或者说三个最关键的因素。另一方面，这三点又是有机整体，缺一不可，不可偏废。忽视了其中任何一点都有可能使服务达不到“简洁、快速、灵活、有效”甚至是服务被动直至服务失败。童敏指出无论从哪一个层面入手，比如从优势中的能力入手，这一点是与“问题”中的能力、日常生活中的安排相联系的，同时，这三者组成的能力建设与服务对象的心理调适、社会支持也是相联系的，这两个系统组成了两个层次的互动循环圈。这是综合发展的专业化策略最美丽动人、最吸引人的地方，可遗憾的是，童敏在如何达到这三者之间的平衡、如何使这两个层次的互动循环圈“循环互动”起来笔墨不多，论述不像毛泽东论述“三个法宝”之间关系那样清晰透彻，甚至有些“敷衍了事”，这是综合发展的专业化策略的最大弱点。

对“人在情境中”的批评略显牵强。“人在情境中”原是心理—社会治疗学派的基本概念，它的三个要素之一“人与环境互动”就包括人环境的交互影响。[9]它本身就已经强调人们互动式周围的、作为行动者行动背景的环境或情景因素的影响，强调当事人对这些环境因素的意义的理解。[10]即“人在情境中”这个描述人类行为和社会环境关系的专业概念本身已经包含了行动者与环境的互动。而童敏指出：“把服务对象放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理解是人在情境中的服务介入策略的核心”，“人在情境中”“把心理因素视为内部、把社会因素视为外部”，而“这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经验有明显不一致的地方”，基于人的心理因素无法与社会环境截然分开发展出了“人与情景交融”的服务策略，从而最终实现个人内部和外部的和谐，而不是“人在情境中”达到个人适应外部环境的结果。显然，这里的批评是基于轻视“人在情境中”原有的人与环境互动的层面，强调人的心理因素与社会环境相比社会环境的强大，以至于要人的心理要适应社会环境的要求，但这并不是“人在情境中”的核心，所以，发展出“人与情景交融”的策略显得“破”的不够、“立”的牵强。

四、小结

社会工作本土化有很多工作要做，其中理论本土化是一大难点。本文简要梳理综合发展的专业化策略的逻辑、基本原则和核心概念，对核心概念进行了粗略的分析，并尝试在案例本土化、技巧具体化、理论的综合分析和对“人在情境中”的批评等四个方面指出该实务理论的创新和不足。在理论的实际应用方面，因为篇幅有限，不能一一列举具体技巧在实务中的应用，是本文的不足之处。另外，由于笔者水平有限，对该实务理论在我国本土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宏观把握不够，有些看法难免有失公允。

参考文献：

[1]陈树强，《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内容》，载亚太区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发展•探索•本土化》，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年版。

[2] 王思斌，《我国社会工作在转型社会中的社会责任》、《试论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载《社会工作本土化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第58页，第324-325页。

[3] 童敏，《社会工作实务基础——专业服务技巧的综合和应用》，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第18页。

[4] 赵罗英，《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的“优势视角”模式》，《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5] 闻英，《社会工作中问题视角和优势视角的比较》 ，《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卷第10期。

[6] 童敏，《社会工作实务基础——专业服务技巧的综合和应用》，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第31、197-199页。

[7]周林刚、冯建华，《社会支持理论——一个文献的回顾》《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6 卷第3 期，2005 年7 月。

[8]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9]徐震、林万亿，《当代社会工作》，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22页。

[10]王思斌，《底层贫弱群体接受帮助行为的理论分析》，载《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第四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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