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社会工作者在组织环境中的情绪抗逆力

2020-12-17 11:25   社论前沿 投搞 打印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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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者中的压力和倦怠程度很高,员工的留任率很低,社会工作者平均在其职业中停留的时间为8年,而护士为15年,医生为25年。这呈现出相当惨淡的景象,但在2003年,社会工作是英国满意度最高的前20名工作之一。许多社会工作者持有幸福感,并对改变人们的生活抱有积极的态度。

摘要

由于压力而导致的高缺勤率以及人员的招聘和留任问题表明社会工作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职业。尽管如此,许多社会工作者仍从自己的角色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感。各种研究都集中在社会工作中的压力管理上,人们很少关注社会工作者如何在面对挑战时保持抗逆力并在其角色中蓬勃发展。本文利用一种社会建构主义的方法来探索社会工作者如何在其职业背景下概念化情绪抗逆力,并通过与当地政府机构中雇用的13名社会工作者的半结构化访谈收集了数据。研究结果凸显出受访的社会工作者如何将情绪抗逆力与压力管理联系起来。人们认为,组织和结构因素对抗逆力的威胁要大于与案主一起工作的情感强度。当将抗逆力概念化为压力管理时,就需要解决逆境源,以使社会工作者能够生存。抗逆力需要进行再概念化,以积极适应社会工作角色的挑战,以促进使社会工作者蓬勃发展的因素。该研究的洞见促使我们重新审视社会工作组织的范围,以增强其社会工作者的抗逆力。

引言

社会工作者中的压力和倦怠程度很高,员工的留任率很低,社会工作者平均在其职业中停留的时间为8年,而护士为15年,医生为25年。这呈现出相当惨淡的景象,但在2003年,社会工作是英国满意度最高的前20名工作之一。许多社会工作者持有幸福感,并对改变人们的生活抱有积极的态度。

尽管解决导致压力和倦怠的因素以改善社会工作者的福祉很重要,但这种观点是基于赤字模型。将重点转移到考虑社会工作者的抗逆力上,使其倾向于“以优势和解决方案为导向”的焦点,并注意促使社会工作者蓬勃发展的因素,而不仅仅是生存。这并不是说社会工作的世界应该充满美好的色彩。在生活的各个领域,“跌宕起伏,生活充满趣味,但需要保持平衡”。

情绪抗逆力强的社会工作者

尽管所有人都利用抗逆力来应对生活中的逆境,但社会工作者在其角色方面面临着具体挑战。社会工作涉及“高层次的情感工作”,而同理心是社会工作者在这种情感环境中前行时所期望的一个特征。同理心需要一种与他人分离的自我意识,理解他人情绪的能力以及调节自己情绪的能力。这对社会工作角色和抗逆力都是必要的,但前提是社会工作者有能力“关闭”他们的同情心,而不是变得过度投入。过度移情会导致“移情的个人困扰”,从而破坏抗逆力,这可能导致替代性的创伤,其中社会工作者会因服务对象的状况而遭受个人的创伤。对于社会工作者来说,这是一个复杂的情况。同理心是一项关键的社会工作技能。然而,过度移情会带来个人困扰,而低度移情却会引起消极情绪,例如内疚和动力不足。两者都可能破坏抗逆力,需要持续的情绪管理来调节个人感受的体验和表现。

情绪抗逆力强的组织

最近的许多文献已经从静态的有弹性的人格类型的观念转向了作为个人与社会环境之间动态关系的抗逆力的概念。尽管可能具有某些与抗逆力相关的特征、技能和态度,但这些特征、技能和态度是由它们所处的环境来调节的。在这项研究中,本文的兴趣在于社会工作的文化以及实行这种工作的组织如何影响工人对抗逆力的理解和经验。

组织是由个体组成的实体,这些个体会体验到各种情绪,这些情绪会受到组织文化的影响。在组织内部,情感“深深地融入了角色的制定和学习,行使权力,建立信任,形成承诺和做出决策的方式”。就像个人可以在情感上变得聪明一样,组织也可以在情感上变得聪明。

在社会工作中发展起来的“新管理主义”文化反映了一种类型的组织,该组织没有表现出情商,特别是在价值冲突和工作负担方面。一些社会工作者发现管理文化对他们的价值基础构成挑战,因为它注重效率和最佳价值,而以情感和人际关系的建立为代价。抗逆力要求将个人和组织价值观整合在一起,当这些价值观发生冲突时,可能会产生幻灭感,从而破坏抗逆力。工作量过大以及社工实现目标的压力进一步影响了抗逆力。如果组织文化提高了效率并抑制了社会工作者对情绪的真实认知,那么他们抗逆力衰退和倦怠的风险就更大。此外,社会工作者还面临各种结构性压力,例如官僚主义、角色模糊、缺乏认可和奖励、晋升机会有限、缺乏监督、缺乏支持以及管理层与员工之间的不良关系都损害了他们的福祉。组织应该认识到情感需求对其员工的影响,情感支持的功能被认为对于增强抗逆力具有最重要的意义。为了确定如何增强抗逆力,重要的是分析个人和社会构建的抗逆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了解其如何影响社会工作者在日常工作中的经历。

研究方法

在本文中,作者使用一种社会建构主义的方法来探索社会工作者的抗逆力的现实经验,并研究在组织环境中可以增强这种能力的方法。作者对来自苏格兰一个地方政府机构内几个不同团队的13名社会工作者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参与者被问及他们对与社会工作角色相关的抗逆力概念的一般理解,是否以及为什么他们认为社会工作者需要抗逆力,以及他们如何发展和维持个人抗逆力。为了探究专业背景的影响,他们被问及有关团队和组织在支持他们保持抗逆力方面的作用的意见和经验。参加者包括9名女性和4名男性社会工作者。

研究发现

参与者回答了一系列个人的、与角色相关的和组织因素,以回答有他们对抗逆力的理解和经历。尽管个人属性和技能被认为很重要,但出现的重要主题之一是社会工作角色的内在压力以及组织因素加剧这种压力,而不是提供支持以减轻压力的趋势。支持被认为是管理角色的情感强度和维持移情的关键。

应对压力

参与者通常将抗逆力定为应对压力。尽管压力的概念没有出现在本研究的标题中,也没有出现在任何访谈问题中,但在所有13次访谈中,“压力”一词及其变体共被提及120次。例如,在回答“情绪抗逆力”一词与社会工作者的作用有关的问题时,有被访者说抗逆力是“我们如何处理每天在工作中都会出现的日常压力和焦虑,这也是我们如何管理、如何应对的一种方式”。

大多数参与者在很多场合都提到社会工作中的这种压力文化。有被访者谈到了一场“压力竞赛”,在该竞赛中,社会工作者试图通过使其工作压力大于同伴压力来使自己的压力合法化。还有被访者在观察同事分享压力感的过程中对这种文化的看法略有不同,这是“努力成为集体的一部分,然后导致人们忽视或高估了压力”。参与者提到了个人应对策略,例如充足的睡眠、听音乐、运动、瑜伽和正念。还有被访者提到同事之间使用消极应对策略,例如饮酒和暴饮暴食,他们都认为这并没有以可持续的方式促进抗逆力。

状态反弹

三名参与者使用了“反弹”一词。与应付压力相比,这似乎是一种更积极的概念,因为它需要在处理困难的情况后恢复健康的情绪状态。关于与服务对象一起工作,有被访者说,

您确实可以感觉到他们的情绪,但当您摆脱这种情况时,需要能够回到自己的个人情绪状态,而不是回到与之相处的那个人的情绪状态。

被访者感到自己在充满挑战的情况下失去了抗逆力,并在事件发生后再次恢复了活力。与抗逆力文献中的辩论一致,其他参与者认为抗逆力更多是关于保持稳定性,而不是恢复可能暂时失去的健康功能。

情绪管理

所有参与者都提到与经常遭受创伤和困扰的服务对象合作的情感需求。在接受采访时,大多数参与者提到需要有抗逆力以管理其角色的情感内容,并表示他们在日常工作中定期管理自己的情感。有被访者称自己用虚假的表面掩盖她所经历的负面情绪,但指出这不能无限期地维持下去,乃至会“完全崩溃”。大多数参与者认为情绪管理会对抗逆力产生负面影响,并认为这最终是不健康的,特别是在工作日内几乎没有机会反映和处理这种情绪的时候。

同理心

这项研究的参与者通常认为,同理心对社会工作角色非常必要,但对抗逆力存在潜在威胁。为了保持抗逆力,一些参与者建立了移情界限,以避免受到强烈情绪的负面影响。有被访者认为客观性对于她的情绪健康以及对她如何有效地支持服务对象的影响都至关重要。在思考管理移情的方式时,有被访者提到移情与自我保护之间的“微妙平衡”,并说:“要做好自己的工作,我认为您需要在情感上投入并具有同理心,但需要做到在任何时间都能够关闭它。”

参与者的共情边界的定位很复杂,一些是与抗逆力和专业性相关的界限。许多更有经验的社会工作者感到,他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职责的局限性,这增强了他们的抗逆力,但是对于某些人来说,这造成了道德上的困境。两名都有10年以上经验的社工评论说,为了保持抗逆力,他们必须尽量减少同理心,但他们担心要维持的界限导致了专业水平的下降。

情感支持

尽管该角色承受着情感上的压力,但大多数参与者仍感到工作满意度来自与服务对象的合作。但是,人们认识到了情感需求以及需要支持来处理未表达的情感。所有参与者都认为,同事的情感支持对抗逆力来说非常珍贵,还有被访者认为同伴小组的督导很有效。有四位参与者提到,当前办公室里的趋势是社工没有指定的办公桌,这阻碍了与同事之间的支持性关系的发展,而随着工作环境的变迁,它抑制了情感的表达。

督导被视为提供情感支持的正式场所,但参与者所经历的督导质量各不相同。有被访者提到,尽管有每周四次督导的组织政策,但他在9个月内只接受了三次督导。六名参与者认为督导缺乏情感支持的要素,他们认为通过允许他们表达和理解自己的感受,可以增强抗逆力。还有被访者认为,督导中的反思对抗逆力很有帮助,从而有机会了解他们的情感反应。

组织因素

从数据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抗逆力的挑战主要来自组织因素。许多参与者描述了他们的感觉,即他们作为社会工作者的身份和他们的专业价值观都受到其组织的管理和消费主义文化的挑战。在执行政策和程序时,专业和组织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显而易见。有被访者在描述自己的角色时说:

您真正要做的是花大量时间在计算机前,试图弄清理事会的错综复杂的细节,以及今天有什么不同的政策,因为它们似乎每小时都在变化。

所有参与者都谈到繁重的工作量是降低抗逆力的重要原因。一些人将繁重的工作量归因于组织实践,即不考虑案例的复杂性或现有案例的数量,向每个社会工作者分配一定数量的服务对象。这导致社工感到,减少候补案主的数量比他们的福祉或对案主的服务质量更重要。

培养抗逆力

一些参与者认为抗逆力可能是与生俱来的,但是所有人都认为还有一种动态的品质可以使它成长。四位参与者认为,抗逆力是发展的过程,并且通过成功应对生活中的艰难经历而得到了增强。除了通过反复应对逆境的经验来增强抗逆力外,考虑是否可以更正式地实施教学也很有帮助。这项研究的所有参与者都认为,可以通过教学来增强抗逆力。根据刚刚获得资格的社会工作者的说法,尽管一些人认为情绪抗逆力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现在的一些社会工作学位课程中已经弥补了这一问题。还有被访者认为咨询培训帮助她保持了界限,通过促进同理心和依恋的平衡来增强抗逆力。这表明,在认识到诸如同理心、情绪智力和反思能力之类的技能可以增强抗逆力的情况下,更广泛的抗逆力培训方法可能会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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