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我所在的一个读书小组开读了《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应指导老师的要求，我虽然可以无需“物理在场”，但也要写下了这篇读后心得。由于我自己是一名社工，所以，我打算思考一下社会学的想象力对社会工作的影响，想想我们作为社工，如何才能练就一种“社会工作的想象力”，更好地开展自己的工作。

我认为，社工可以从中学习的，是以下两种能力：一是让自己的眼界自由穿梭于宏观与微观、结构与个人之间的能力，二是跨界、碰撞融合的能力。

让眼界自由穿梭于宏观与微观、结构与个人之间

就在今天，2014年10月11日，山东招远麦当劳杀人案宣判，我便随手拈起这个事件作为例子。

假如你是一名社工，身边出现了传播邪教的现象，你会怎样来计划你下一步的服务行动？我相信肯定有社工会这样回答：在所在的社区开展反邪教的普法宣传活动、对于轻信并参与了邪教活动的人进行个案矫正、对于邪教的受害者或者受害家庭进行安抚和心理辅导，等等。我并不是说这样的做法不对，以上提到的这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作为一种补救性措施很有必要。然而，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开，就可以知道仅靠以上措施是远远不够的。而这正是具有社会学的想象力和缺乏社会学的想象力之间的差别。

我们先从宏观的乡村凋敝和邪教传播的起源来看。根据警方提供的消息，邪教“全能神”主要在偏远农村、城乡接合部活动，而传教的对象也以老年人、中年妇女为主（其实也不只是全能神，我国几乎所有的邪教都是这样）。援引河南反邪教协会一位工作人员的说法，“全能神”之所以在农村大面积扩散，跟农村老年人、妇女空虚无望的生活和低下的知识水平分不开。

随着现代化的大潮风起云涌，村里的年轻人渐渐远去，而在农村留守的老年人、妇女越来越没有安全感，精神上对未来的预期也很模糊，从而产生‘末日’般的感觉。可以这样说：在传统生产方式和乡土文明受城市化进程冲击的同时，城市却没有拿出更多的资源来补偿乡村和农民。乡村的凋敝和留守人员的精神空虚助长了邪教的广泛传播。

我们再从微观的心理学和个人健康成长的角度来看。著名的心理学家武志红曾写过一篇文章指出：全能神不是邪教教主及其追随者的专有，而是一种普遍藏于我们内心的东西。一个不为多数人所知的事实是：在早期婴儿的心理世界中，最重要的是一种全能自恋的心理。在这个阶段，婴儿觉得自己是无所不能的：我一动念头，和我完全浑然一体的世界（其实是妈妈或其他养育者）就会按照我的意愿来运转。但是假如全能自恋受挫，婴儿会体验到自我和整个世界都破碎了，随即陷入似乎根本不能动弹的无助感中，于是立即变成暴怒，转而攻击那个破坏全能自恋的人或物。所以，在婴儿早期时，他们的全能自恋必须得到相当满足。因为若不能被满足，那意味着他们立即就会陷入可怕的、完全无能为力的无助感。

中国家庭对婴儿的忽视，是极其普遍和相当严重。也就是说，很多成年人在婴儿早期没得到满足，于是他们都在相当程度上滞留在全能自恋的心理中。而全能神教（或类似邪教）在中国很容易有市场，恰恰是因为需要退行（弗洛伊德发明的词汇，意指在相对高级的心理发展阶段，遭遇了不可承受的挫折，于是退行到相对低级的早期心理发展阶段，寻求那一阶段的心理安慰）到全能自恋的人太多了，邪教仅仅是恰好满足了他们全能自恋的精神需求。

从上面的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除了搞宣传活动心理辅导和矫正之外，我们社工可以看到和做到的东西还有很多。对于乡村凋敝，我们可以因应现代化的冲击，开展农村社区自救、再造的尝试。而对于国人普遍性的婴幼儿照顾上的缺失，还可以在婚恋、家庭领域开展倡导、教育工作。以上提到的也只是众多看问题视角中的两种，更多的视角还有待大家一起来补充。

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有助于我们转换视角，从当前狭隘的眼界中解脱出来，穿梭游走于宏观微观之间，对人们所遇到的问题作出历史的、结构的分析，为解释、改变社会提供更多的视角和可能性。

跨界、碰撞与融合

我认识的不少社工朋友，似乎只能“从社会工作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工作”。他们对社会工作的理解往往只是局限在如何做好个案、开好小组、搞好活动，会沉浸在学习了一些某某疗法、某某治疗模式中心满意足。

其实，社会工作并非特立独行、高贵冷艳，它和世上其它很多学科、知识是共通的。社会工作的每个环节、每个细分的领域，都和周围相关的各种领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对于其它学科、知识有启发意义的东西，很可能也对社会工作能够有所启发。

社会工作的跨界和融合，一是历史的必然，二是为了应对服务对象领域的拓展，三是专业发展和开展助人活动的客观需求。

社会工作原本就是交融创新的产物。从一百多年前的友善访问员，到现代的体系庞大的专业社工，社会工作先后融合了包括宗教、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法律、医学、管理、营销、培训在内的许多领域的知识。可以说，没有交融创新，就没有社会工作作为一门专业的发展，就不会有社会工作作为一种职业的繁荣。

以司法矫正社工为例，正是由于人们发现了对违法犯罪者可以通过心理矫正、社会关系修复等手段来帮助他们改过，从而降低重犯比例，所以受服务对象领域得以拓宽，司法矫正社工这个新领域也随之发展起来。反过来，为了做好司法矫正社工，社工们又不得不深入学习刑事法律、矫正谘商等新领域的知识。

所以，这种跨界、碰撞和融合，既有必然性，也有必要性。

在过去时间里，我曾经将雷锋精神拿来跟社会工作作比较，从大众心理和传播的角度对社工的宣传进行批判；曾经探究传统人情、关系对社会工作的冲击；也曾在佛教的《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净土资粮》里寻找智慧，形成对社会工作助人关系的理解；从如何向老师提出一个好问题思考督导过程中督导与社工的互动关系；还曾翻阅知识管理的相关文献，企图寻找“知识的分类”能对社会工作教育有什么启发；甚至曾经借助网络流行漫画，进行一次对社工文化的反主流传播。以上的一切都源于对不同领域知识的创新与融合，都代表着我对社会工作的想象力的追求，对碰撞出新事物、新观点的希冀。

虽然不能简单地认为用其他学科、领域的观点来解释、看待社会工作，就叫做创新，就叫做有想象力，但是，跨界、碰撞与融合正是创新的源泉和基础之一。正如人发明了船只，也发明了罗盘，但只有将船和罗盘这两种看似完全不搭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人们才穿过汪洋大海，发现了新大陆。

所以我相信：社会工作者借助、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多层次、多角度地思考困扰着人们的问题根源，通过跨界与融合来探索助人行动的多种方法和可能性，最终形成一种“社会工作的想象力”，这是社会工作者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问题、追求专业发展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