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社会工作师，从事社工6年，就职于广州粤穗社会工作事务所

毋庸置疑，社工在众多的职业中，不说最具反思精神，也算是极具反思精神的职业之一。下面我们一起反思几件事情，以便日后更有效地反思，把社工的工作做得更好。

事件一

一次培训中，香港的同事分享了自己的一个案例。事情是这样的：某A五十多岁，女性，育有一儿一女。女儿外嫁成家，儿子与妻子、自己的孩子同住在三十几平米的公屋内。社工第一次接触A是在当地一间公共卫生间的角落里，地上铺着草席，A坐在席子上，旁边放着一床破旧的棉被。第一次谈话中社工了解到了以上信息。依据社工的一般性判断，A极有可能是家庭出现了问题。为什么A不和儿子也不和女儿一起住，亦或是儿子和女儿都不管A的生活，拒绝赡养A？社工带着这些问题，再次在卫生间找到了A，同A谈了什么原因让自己“住”在了这里，如何不让儿子或女儿提供住的地方。A表示，以前和儿子住，但生活中经常发生矛盾，受够了儿子和媳妇的气。一次，发生口角后，自己从家里跑出来后再也没回去，儿子也找不到我。“不想麻烦儿子和女儿了，现在反倒觉得自在，你们不用管我了，你们帮不了我的。”就这样结束了第二次见面。过了几天，社工第三次去找A，可是这一次，A不在那间卫生间了，社工之后再去找了很多次，也再没见到A了。A也许需要他人的帮助，也许仅仅是社工认为其需要帮助，很可能不是此时此刻。然而，可能性更大的是，社工的帮助打破了A的“正常生活”，结果使A失去了“临时住所”，再也找不到合适的“住所”，流浪受冻。

事件二

某B为某市某区某街道的居民，四十几岁，育有两女，丈夫早逝，评为社区低保户。街道非常关注B的生活，逢年过节不光提供实物慰问，还有慰问金。除了政府政策内的补助和救助，B同时享受了政策外的福利，社工通过某基金会的关爱贫困家庭子女助学计划，狮子会的幸福树项目让其获得了支援。可令人痛心的是：B好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逢人便讲自己多困难，多需要政府和他人的帮助。B要是知道某个资助或救助项目自己没有享受，那可不得了，轻则到街道办上访吵闹，重则要死要活。俨然将贫困当成了自己的资本，好像获得他人的帮助理所当然，获得他人的帮助成为了一种生活习惯。可你有没有想过，是谁让B变成了现在这样，社工有没有“帮助”她。类似的现象有个流传很广的例子“美国义工和中国义工的区别”，讲述了义工支援贫寒的卢旺达。中国义工下了卡车以后，看到一位瘦骨嶙峋，衣不蔽体的黑人男孩朝他们跑来，顿时，义工动了怜悯之心，转身就去拿了车上的物品向小男孩走去。“你要干什么？”美国义工大声呵斥，“放下！”中国义工愣住了。他不知道这是怎么了，我们不是要来做慈善工作吗？美国义工朝小男孩俯下身子，“你好，我们从很远的地方来，车上有很多东西，你能帮我们搬下来吗？我们会付报酬的。”小男孩迟疑在原地，这时又有不少孩子跑来，美国义工又对他们说了一遍相同的话。有个孩子就尝试从车上往下搬了一桶饼干。美国义工拿起一床棉被和一桶饼干递给他，说：“非常感谢你，这是奖励你的，其他人愿意一起帮忙吗？”其他孩子也都劲头十足一拥而上，没多久就卸货完毕，义工给每个孩子一份救济物品。这时又来了一个孩子，看到卡车上已经没有货物可以帮忙搬了，觉得十分失望。美国义工对他说：“你看，大家都干累了，你可以为我们唱首歌吗？你的歌声会让我们快乐！”孩子唱了首当地的歌，义工照样也给了他一份物品：“谢谢，你的歌声很美妙。”中国义工看着这些若有所思。晚上美国义工对他说：“对不起，我为早上的态度向你道歉，我不该那么大声对你说话。但你知道吗？这里的孩子陷在贫穷里，不是他们的过错，可如果因为你轻而易举就把东西给他们，让他们以为贫穷可以成为不劳而获的谋生手段，因而更加贫穷，这就是你的错！”

事件三

同样，这是我的同事遇到的事情。广州的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大多有青少年服务，而青少年服务大多都有“四点半学校”，就是青少年放学后到中心温习功课，完成当天的作业。目前，社工中心提供的四点半服务完全免费，而且参加服务的对象从小学到初中、高中没有条件限制，只要是本辖区内的学生都可以参加。这不，问题来了，“四点半学校”总有一些不守规则，“不听话”的参加者，社工要确保整个“学校”有效运行，势必对这些参加者提出要求、甚至“教育”。然而，这些参加者未必 “受教育”，社工同家长沟通，家长甚至表示，“我们是这里的居民，你们社工就要为我们服务”。我们不禁要问了，为什么免费的，谁都可以参加的活动，不但没有帮助到更多有需要的人，反而让部分居民以为获得社工服务是一种必然。当免费获得服务成为一种习惯，这就不再是优势，而是劣势。

以上三件事情，让我们看到表面上好像是服务对象需要，实际上是助人者“纵容”了服务对象的需要，使其产生了“不合理“需要，甚至还可能造成另一种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