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依托城市社区作为流动人口再社会化载体的城市生活方式融入，是超越二元结构性制度规定，实现渐进性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新视角。本文梳理了流动人口城市社区生活融入的不足，在分析其原因的基础上，试图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通过促进社区政策改变和实施、促进流动人口自身能力建设、创设互动空间增加交往实践以及创建新型城市社区管理模式等几个方面构建新形势下流动人口城市社区融入的路径。

[关键词]社会工作 流动人 口社区融入

[作者简介]高春凤，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文法学院社会工作系讲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社区发展与管理

[原文出处]《社会工作》. 2010年第5期下

从20世纪80年代伊始，社会经济改革、城市建设的需要以及城乡生活拉—推力的作用，越来越多地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成为城市建设和生活不可或缺的群体，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最终转变为市民也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但由于种种原因，30年过去了，流动人口仍然是城市的一类特殊群体：居住生活在城市但在身份和心理上并不属于城市的外来者。和谐社区构建的提出让我们再一次把视角投向流动人口。有学者提出：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这种再社会化过程可以超越户籍的外在屏障而融入于生活方式之中，通过改变农民工对生活地域的自我认同，可以在角色、身份、生活模式、归属感和认同感方面对二元结构性制度规定实现渐进性的超越，因此，农民工融入了城市社区就是融入了城市（时立荣，2005）。即流动人口作为行动主体通过日常生活中融入社区的行为构建相比于制度建设同样重要。因此，流动人口城市社区融入是促进农村人口城市化，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并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格局的关键，是城市和谐社会构建的基础。本研究梳理了流动人口城市社区生活融入不足的表现，并分析了原因，试图从社会工作的视角构建新形势下流动人口城市社区融入的新途径。

一、流动人口城市社区融入不足的表现

（一）居住空间的隔离。居住隔离是指都市居民由于种族、宗教、生活习惯、文化水准或财富差异等关系，特征相类似的集居于一特定地区，不相类似的集团间则彼此分开，产生隔离作用，有的甚至产生歧视或敌对的态度（黄怡，2001）。流动人口居住隔离表现在居住社区的类型方面：首先是局部式特殊社区，如北京“新疆村”和“浙江村”。此类流动人口聚集区带有鲜明的地缘关系色彩，普遍存在着居住条件恶劣、布局拥挤混乱的状况。其次是演替式边缘社区即城乡结合部的社区，成片状或簇状（许多流动人口共同合租），此类社区居住生活成本较低，是大多数职业层次和收入水平较低外来人口的居住选择。最后是市区内混合居住社区，是流动人口中较高收入阶层的选择社区，他们分散居

住于城市当地居民中，居住和生活成本都相对较高。前两种居住类型是大多数流动人口的居住形式，而后一种流动人口的居住形式占少数。

（二）社会交往的隔离。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是衡量其是否融入城市社区的指标之一。大多研究表明，流动人口的社会交往存在内卷化和封闭性，即交往对象仍然是以血缘和地缘为主体的初级社会群体。齐心研究证明进城打工的农民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初级关系构成了社会网络中的心理社区和强纽带关系（齐心，2008）。张展新等通过对北京等6城市的调查研究发现：流动人口遇到困难

时的求助对象以同乡为主，朋友圈子也是以打工同伴和同乡为主，是一种以血缘和地缘为核心的初级社会关系结构。是一种传统乡土观念在现代城市的延伸（张展新等，2009）。这些居住在城市社区的流动人口基本不与或很少与城市居民交往，是一种较为封闭的“泛家庭”化的社会交往方式。

（三）社区支持的隔离。通常情况下个体可以通过来自家庭成员、亲友、邻里、同事、团体和组织等社会联系给予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和帮助。但流动人口离开家乡，原来的邻里、熟人社会提供的社会支持不在，自身消极地社会评价以及城市居民的难以接纳致使流动人口难以建立由弱关系所建立的支持网络，只能靠有限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等强关系所提供部分支持。并且，流动人口离开户口所在地，原有地域社区组织系统所提供的制度性支持缺失，出现组织缺位或“无组织”状态。同时，新的社区支持系统因流动人口的居住隔离、交往隔离、流动的不确定以及制度性障碍问题而难以建立。

（四）社会参与的隔离。流动人口社会参与隔离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政治参与。熊光清等通过对北京、广东、湖北、浙江和重庆等5省市的若干城市调研发现：在政党、工会以及民间组织成员方面，参加城市选举活动和居住社区的政治活动以及单位或社区的民主管理方面，中国城市流动人口政治参与程度远远低于城市户籍人口的政治参与程度（熊光清，2009）。其次是文化参与。农民工参与社区文体活动少、使用社区文化设施少、社区文化参与的自主性低（姚华平等，2006）。

二、流动人口城市社区融入不足的原因分析

（一）二元结构的城市镶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其衍生出的各种不同的社会福利制度以及长期依据地域为载体形成的城市和乡村二元文化等将中国切成泾渭分明的两大板块，构成特有的中国式社会状态。流动人口地域空间的城市化，并没有改变二元结构的状况，而是将二元社会结构进行了急速整体搬迁，镶嵌到了城市社会生活中去，未及消化和适应的城市社区出现排斥和隔离。

（二）流动人口的自身原因。虽然流动人口从年龄、文化程度方面看是流出地的精英群体，但常期的城乡文化差异和教育资源占有差异又致使流动人口群体素质低于城市群体。低人一等以及自卑心理是大多数流动人口群体镜像。自我评价较低，自卑感较重，主动将自己排除于城市群体之外，在城市群体生活中缺乏主动交往能力和主体参与意识。

（三）城市居民的认知偏差。城市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使市民形成一种贵族化倾向，养成一种惰性心态。对自身评价较高，而对流动人口出现不认同、偏见甚至是歧视，认为流动人口“不讲卫生”“不注意教育小孩”“爱吵闹、打架”，更认为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具有“不利于社会治安、恶化居住环境和减少本地人就业机会”等负面效应（张展新等，2009）。流动人口群体被动地排除于城市群体之外。

（四）城市社区的功能缺失。传统社区具有守望相助、情感支持以及社区整合的功能。然而城市社区高楼大厦的居住模式，以及单独个体“侵入”社区的入住方式，以往被称为“熟人社会”的居住社区变成了大多由“陌生人”组成的居住社区，传统的街坊邻里关系遭到淡化和破坏。人与人之间缺乏沟通和交流，互动关系减少，社区信任感缺失，社区居民对社区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未能形成一种有利于价值观念整合的“心理社区”，未能完成社区的社会整合功能。

当代流动人口城市社区融入所面临的这些问题，仅仅依靠制度路径难以解决，和谐社区建设的新阶段需要新的工作理念和科学的工作方法介入。社会工作是一种帮助人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工作。它帮助社会上的贫困者、老弱者、身心残障者和其他不幸者；预防和解决部分经济困难或生活方式不良而造成的社会问题；开展社区服务,完善社会功能,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和社会生活素质，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和谐一致，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王思斌，2004）。社会工作作为一种科学的工作方法围绕助人自助的核心理念，以社区成员需求和社会问题为导向，运用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等专业的社会工作方法，解决和谐社区建设中所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