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工作介入流动人口城市社区融入的路径

（一）促进社区政策改变和实施。流动人口城市社区融入问题的制度焦点在于：流动人口因身份距离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各种社会福利差异,使其未能以平等的身份进入社区，也未能得到城市社区管理者和社区居民的认同和接纳。伴随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流动人口进驻城市的步伐越来越大，在为城市的发展做出努力的同时也希望获取各种公平的社会待遇，否则这种落差和心理失衡积聚到一定程度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但是，作为城市生活弱势群体的流动人口很难靠自身的力量改变现状，同时，社区自身也难以满足变迁中的社区需要，需要国家干预。社区政策是国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政策目标是回应社区问题，有效满足变迁的社区需要，实现社会整合（徐永祥，2004）。社区工作者可以通过倾听流动人口的愿望表述评估其社会利益需求，了解流动人口目前所需要的社区福利保障，同时，进行在开展社区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社区分析，掌握流动人口聚集区存在的社区管理问题，进一步发现流动人口生活社区的需要，协助并促使相关社区政策的构建和实施，建立适用于所有社区居民的社区制度安排，增加社区生活各类群体的社区情感归属和对彼此身份的认同。

（二）促进流动人口自身能力建设。首先是维护和实现自身权益的能力：农村流动人口处于社会利益分化的结构底层，又是制度安排的边缘群体，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表达、不善于或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引导和协助流动人口个体、家庭、所归属的群体与所生活的社区争取参与决策(采取一系列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式去获取)，从而使社会的各个阶层最终接受并承认自己的权利与地位（杨云峰，2007）。提高流动人口群体获得自身权利的能力。其次是提升城市生活的适应能力：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是一个以城市社区为载体的再社会化过程，需要学习包括城市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与交往方式以及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等在内的新生活技能。社会工作者可以运用个案、小组等社会工作专业工作方法，通过辅导、宣传和新生活技能的培训，培养流动人口面临各种生活困时的心理调试能力，学习接受并适应城市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同时，纠正其因社会地位的差距而形成的消极自我评价，树立自信心，培养自我效能，促使其缩小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差异，进而顺利地融入城市社会。

（三）创设互动空间增加流动人口和当地居民地交往实践。流动人口群体与城市居民群体因各自成长的文化背景不同、长期二元结构的种种不公平社会现实所造成的城乡差距，使两大群体之间存在一定的认知偏差与误解，致使虽然改变了空间位移的流动人口难以从自身和他人的社会接纳和心理认同方面融入城市社区。同一城市社区生活中出现明显的社会隔离，如居住隔离、交往隔离等，而改变认知偏差的最有效途径是通过两大群体的交往和互动。马克思认为交往实践是各种社会关系得以建立的桥梁和中介，组织行为理论也认为身体距离是影响人际关系的一个关键变量。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对社区各类群体的交往需求以及和谐社区构建的需要进行各种评估，分析社区内可以利用的各种物质和文化资源，回应生活于社区群体的社区融入问题而策划各类社区互动和交往活动，为社区群体搭建增加社会互动的平台。如运用社区开阔场地动员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社区成员举办各类文体活动，建立社会民间组织团体满足各类群体的多种参与和实现福利的需求，或者运用网络资源，创建各种板块，宣传流动人口群体在城市中的贡献，以及通过网络交流促进社区内两个群体之间的交往互动，增加互相了解的机会，促进群体间的融合，建构两大群体共同的社会认同。

（四）创建新型城市社区管理模式。流动人口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入住到城市的各个生活社区，对城市居民群体来说这些陌生群体的生活介入给他们带来了种种不适应和不安全感，无疑打破了原来的社会生活秩序，并且，流动人口作为一批特殊群体，其分散性、频繁的流动性、较强的隐蔽性以及两大群体的相互隔离、互不认同以及不能和谐共处等均给社会管理带来诸多挑战。以往“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这一传统的、单一的行政化和单位化的自上而下社区管理体制很难适应现代较为复杂的混居社区类型以及

“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构建的新型社会管理目标。而流动人口的心理归属和社区认同是社区管理的关键。因此社区管理应该从对流动人口防范式、规制式的管理向引导式、教育式、参与式以及提供完善社区服务的现代管理模式转变。社会工作可以介入和创设各类社区流动人口服务机构，动员社会资源为其提供职业介绍、法律援助以及再社会化、自助和自立等方面的专业辅导，也可以协助社区管理部门发现和培育流动人口中的精英，带动和动员全体社区成员参与社区公共事务，为流动人口参与社区管理和社区自治构建途径。通过公共参与培养流动人口的社区主体意识、责任意识，建立多元化的、互构共建的社区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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