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怪兽_ea8de3ea1be528a990c6843385fb0462_45521

郭伟和: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研究理路

郭伟和 2019-11-19 09:16   《社会工作》杂志 投搞 打印 收藏

0

基于笔者自己的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经验,我们主张社会工作研究者并不能把自己限定在行为主义的实证研究上,应该沿着实用主义的方向,在社会学的宏大问题意识和社会工作具体实践之间行走,在学院场域读书和讨论,在实践场域跟随行动者摸爬滚打,逐渐清晰自己的路径和方向,沿着具体实践场域中的具体情景问题,用新实用主义方法联结结构和情景、实证知识和实践智慧,探寻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有效性,建构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

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研究理路——整合结构主义和实用主义、实证知识和实践智慧的本土创新

郭伟和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学系  教授

摘要:本文结合笔者十年的社会工作实践研究经验以及教学经验,对实践研究的三大传统:结构主义实践研究、实用主义实践研究、实证主义实践研究等,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和梳理。试图以实用主义的情景预设的行动研究为母体,整合结构主义实践逻辑,把实证知识和实践智慧结合起来,探寻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发展中国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

关键词:实践研究    结构主义     实用主义     实证主义 

一、从生计发展、社区教育到社区矫正

如何看待中国本土社会工作实践的专业性?这可能是当前发展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理论需要正视的一个问题。笔者结合自己十年专业实践研究经验,试图探索这一专业实践问题。

2008年“5·12”大地震的灾后重建,是中国本土社会工作实践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探索时期。如,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项目资金支持下,成立了四川绵竹青红社会工作服务站,在绵竹县武都板房区开展生计扶持工作,给震后伤残人员及其家属开办了生计策略学习小组。这是发展性社会工作在生计发展中的体现,笔者在推行过程中,工作团队扩展了家庭生计策略,变成一种生计互助小组和合作社,去促进社区团结合作这一社会性问题,或者做成一种社会经济的模式。但是一旦家庭生计策略转变成互助合作发展模式,里边就涉及到社会交往互动和社区资源权力结构问题。这是项目执行过程中遭遇最大的问题,也是团队里边当时讨论最热烈的一个专业问题。有的成员倾向于从社会团结合作开始,先培育组织再发展生计;有的则是侧重于先发展生计再扩展互助网络,慢慢发展成合作社。但是这个内部分歧只是策略问题,不是理念问题,大家都认可社会经济形态,无非是从什么地方开始推动更容易、更扎实。

青红社会工作服务站的实践关涉处理国际上流行的可持续生计框架应用在中国灾后重建中的困难和阻力,也是关涉反思“证据为本”的实践模式。实践证明,西方系统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应用案例,一旦转移到中国灾后重建实践中,就受到社区环境中的个人背景、利益分歧、权力结构等因素影响,需要重点处理个体能动性和社会关系以及结构性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提出从证据为本转为反思实践。中国社会传统、现实条件和西方社会包括非洲、东亚社会都不一样,他们都没有中国那么强大的道德政治的复杂关系,也没有那么强大的总体性结构限制,所以项目官员在基层执行生计扶持框架时可以有很大的弹性空间。可是,中国社会工作就需要不断地去和组员做工作,反省家庭道义政治和个人生命史对个人行动模式的限制,协调和地方相关部门以及社区管理部门的关系,这才是社会工作中“社会性工作”的重要体现。(郭伟和、徐明心、陈涛,2012;GUO、TSUI,2014)社会工作不是一种治疗技术,也不是一种技术援助和资金援助,而是去处理个体行动和多层社会关系结构限制的关系问题,或者说真正把“人在环境中”这个概念拉回来,成为实践过程中的指导框架。西方社会工作最大的问题就是通用社会工作教科书提出的生态系统实务框架和流行的证据为本的行为主义干预策略不匹配,导致许多社会工作教师教一套、研究一套、行动中做另一套。这也是当下中国社会工作发展中的核心问题。

2010年,北京一家农民工服务机构在海淀郊区进行农民工的社区教育和服务工作。工作团队成员既有人类学、社会学,也有社会工作背景,还有一线社会工作者和来自农民工代表,把人类学的参与观察、社会学结构分析和社会工作干预策略结合起来。笔者进来以后,自然就延续了青红项目的问题意识,就是如何真正实践“人在环境中”这一社会工作最基本、最核心的范畴。试图找到解决农民工欠薪、工伤事故、非法加班、劳动条件恶劣等问题的根源,以及链接宏观制度结构和微观干预策略的实务模式。当然,在团队里社会学者和人类学者的任务侧重于前者,他们着重分析农民工、尤其是建筑业农民工困境的组织模式和制度根源。而笔者作为社会工作实践理论者,侧重于思考和尝试农民工服务干预的实务模式的理论基础,探讨社会工作干预如何把微观的行动策略和宏观制度结构问题结合起来,希望能够促进农民工问题的制度和结构转变的(郭伟和,2012;GUO,2012)。现实一再说明,项目能否成功取决于行动策略和制度结构的互相影响,不能因为制度结构太强硬,社会工作者就不去思考和干预了。这也是中国社会工作发展中存在的一类问题,就是过度强调了对制度和结构的嵌入性,而忽视了所谓行动和结构的互构性,甚至连布迪厄和吉登斯说的结构化的思路都没有。更可怕的是大家慢慢失去了对制度和结构的思维能力,好像社会工作就是去治疗疾病和行为矫正的,社会问题都是个人缺陷和病态,结构和制度都是既定的、当然的,不用去反思和推动改变。

2012年,笔者协助北京市大兴区司法局推动社区矫正实践探索。当时流行的循证矫正、包括循证实践大都是把社会问题化约为行为问题,进行个人认知行为的强化治疗,而社会工作实践包括社区矫正是在一个开放的社会环境进展的,不能够按照人为控制的实验室环境来进行强化认知疗法或者行为疗法。循证实践的基本结构是对实务模式进行实证主义的实验研究,发展出一套证据标准,然后根据这个证据标准建立有效证据库,供实务人员去检索和应用。然而,如果按照其证据标准,就会发现开放复杂环境的社会互动基本上无法获得强硬证据,因为这个环境下的研究方法无法进行随机分配的控制实验,只能是参与观察和民族志式的报告,这在实证主义看来就不是科学证据。另外,如果陷入证据为本的实践思路,就会降低一线专业人员的能动性。如果主要依靠学院派的研究专家,而掌握严格方法的学院专家又通过一套操作化手段把现实问题化约成个体行为问题,那么,最后给出的指导手册会限制对复杂社会环境的敏感性,这导致社会工作实践日益医疗化和技术性,并不能真正解决社会问题。以循证矫正为例,根据加拿大两位循证矫正专家D. A. Andrews和J. Bonta在The Psychology of Criminal Conduct(Andrews & Bonta,2010)一书中提出的再犯风险理论,是一个比较综合的包括个人行为历史、个体反社会人格、反社会认知态度、社会交往、家庭模式、教育环境、就业环境、成瘾行为等8个方面,也提到了更加宏观的社会结构和制度问题,但是其推荐的有效干预策略就是强化认知行为疗法,完全忽视了家庭、文化、社会交往等问题,更不用说社会结构和制度问题了。笔者也试图在社区中套用他们证明有效的认知疗法和成长小组,但是却遭遇了日常生活压力的限制以及家庭结构、社区亚群体等因素的限制。所以,最后就扩展了、注意不是放弃了循证矫正,把犯罪心理学的分析框架和一种开放环境下的生命历程模式结合起来进行干预,促进社会功能的恢复。经过几年的探索,不断在社区矫正实践中理解循证矫正的优势和不足,以及中国推行循证矫正应该如何进行改造(郭伟和,2017;郭伟和,2019)。用扩展个案方法回答了社会工作实践能力是什么,如何从个体行为扩展到家庭关系和社会交往,如何整合实证知识和实践智慧问题。

二、侧身实践场域开展实践性知识研究生产

对于社会工作专业研究,涉及实践研究的两个立场,一个是学院里的实践知识研究生产,另一个是实务场域中的行动研究。作为学院派中的实践研究者,应该侧身于社会工作实践场域,成为实践性知识的生产者,其既与实务行动区别,又和学院中的纯学术研究拉开差距。这种定位,是紧跟社会工作实践过程,贴近实践场域和实际问题,以一种当事人的思维和关注去思考,而不是站在外部来访谈或者观察他们,这样才能从实践的角度来提出问题,寻找行动策略;另一方面通过一种和学院学术传统保持接触和阅读,来掌握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动向,对经典社会思想进行反思和对话,思考实践研究和那种实证主义的客观研究的区别是什么。实践研究肯定既不是纯理论探索又不是实证研究,也不能扎在实践出不来,被某种现实经验问题牵着走。然而,试图发现实践的逻辑和有效的改变策略,需要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来激活研究者的思维。

这样的研究立场或者说定位,有点类似于格尔茨(1999)在《文化解释》中所说人类学家田野作业的文化主位,但是这里的社会工作实践研究比人类学的田野作业的文化主位更加深入到现实生活当中,不仅站在当事人的文化传统来理解他的行为意义,而且站在一个身处传统和现代转型过程中来理解其文化传统的限制性和资源优势性,促进文化自觉和文化行动,就像保罗·弗莱雷(2001)在《受压迫者的教育学》中提出的通过文化行动进行意识提升,产生自主性。这种研究定位也超越布迪厄(2009)在《帕斯卡式的沉思》中所提出的如何突破学院派研究习性和实践惯习的种属差异问题。布迪厄批判的种属差异对于实证研究的循证实践是巨大的棒喝,但布迪厄自己除了批判,并没有提供什么解决问题的路径。他在《实践理论大纲》里所提出的场域、资本和实践感(逻辑)等概念,虽然超越了理性行动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把结构和行动的再生产机制揭示清楚了,但是他并没有提出社会转型或者个体解放的出路和方法(布迪厄,2017)。

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研究立场虽然并不能革命性地改变现实的走向,但是至少应该局部地唤起社会情境的改变触媒,引发个体思维模式和社会互动模式的反思与自醒。所以,这就需要社会工作专业研究者能够和研究对象结成深度的价值立场和情感体验的伙伴关系,但是,专业研究者如果仅仅成为一个社会行动者,仅仅给予案主深深的同理和接纳,那是不够的。那就和一般社会成员没有区别,他必须具备一定程度的自主空间和自由探索的机会,通过阅读和思考,来超越日常生活的紧迫性导致的思维定式和“鬼打墙”一样的循环逻辑。这正是为什么要做侧身实践场域中的实践性知识研究生产者。

三、从结构主义到实用主义

在实践研究中,大致可以归为三个传统:一个是结构主义的实践理论研究,大概是属于社会学的传统,吉登斯和布迪厄理论是这个流派的经典。尤其布迪厄的理论,如在《实践理论大纲》(布迪厄,2017)《实践感》(布迪厄,2003)《帕斯卡式的沉思》(布迪厄,2009)《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布迪厄、华康德,1998)的观点,基本上属于社会学中关于结构主义导向的实践研究。他对中国社会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比如孙立平先生的“过程事件方法”以及黄宗智的“迈向实践的历史社会学研究”都受其影响;另一派是唐纳德•舍恩的专业实践理论,他是沿着杜威的实用主义思路来强调情境反思,注重所谓时效性的一种实务研究,他的《反映的实践者——专业工作者如何在行动中思考》(舍恩,2007)《培养反映的实践者》(舍恩,2008),包括其和阿吉里斯合作的《实践理论:提高专业效能》(阿吉里斯、舍恩,2008)等,对各种职业教育和培训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三派研究是所谓的美国流行的干预研究,包括国内这几年流行开来的循证研究大致都属于实证主义导向下的因果逻辑的一种研究策略,马克•弗雷泽(2018)的《干预研究:如何开发社会项目》这部优秀研究方法教材给人启示是,国内做循证研究忽略了干预研究最大一个问题就是要基于问题分析逻辑寻找可干预的能够发生变化的中介变量,大家都在做系统评论,回顾以往的介入策略,而不是从一个现实问题出发,寻找能够改变的中介变量。

概言之,这三个实践研究流派有不同导向,结构主义导向的研究,特别是布迪厄的理论,仍然是沿着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去讲所谓的支配关系有没有可能突破。当然布迪厄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会说这是一个客观结构和主观结构的契合机制,以及借助于符号体系的掩盖生产出来一个自我运行的身体化的一个机制,是自己认识不到的机制,所以它是一个支配关系的再生产的过程,是无法突破的。那就逼迫后人去思考,假如果真是这种情况,那所有的干预行动都是没有意义的,假如像布迪厄所说的每个人都是在实践中被塑造出来的,一种自己都认识不到的自动反应机制,那么,做干预的可能性在哪呢?当然,他在《实践与反思》一书中也谈到了反思社会学技艺,好像是只有社会学家通过一种把自己的研究对象化才能跳出这个限制,通过构造研究对象所在的实践场域以及分析当中的资本分布及其对个体的实践禀赋的配置,成为一个既不是俯视研究对象的客观结构主义者,也不是假想的理性行动主义者,甚至不是现象学所谓的自我反省者,而是一个真正洞察实践逻辑的研究者(布迪厄、华康德,1998)。

当然也有学者对他进行挑战,质疑到底在日常实践中真的是一个不能认识的自动反应、即兴发挥的机制呢,还是一个仅仅被掩盖了的可以通过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觉醒策略来讨论、识别的机制?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就认为实践机制是一个神秘机制,而不是不识机制(Burawoy,2012)。如果是神秘化的,那么可以把他解密,而且完全做的到。当然,对于社会工作专业来说,如何做到这一点很重要,而社会学家在这方面是弱的,他们分析和讨论出来实践过程的运作机制,但是什么是有效的具体行动策略并不清晰。社会工作研究者应该链接或者嫁接舍恩的反映实践方法或者叫情境反思方法,来对布迪厄或者布若威所说的实践场域的神秘的、不识的实践机制进行反思。实际上在美国有一个很强大的实用主义传统,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从杜威开始,就关注具体实践的情景效用导向。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就是要对欧洲的实证主义哲学的理性主义进行反思,试图去寻找在他那个时代有效的一种所谓可以改变的、可以在局部情景中应用的一种研究策略。他这个策略到二战以后被美国的一些科技理性主义教育学家否定了,因为它产生的后果不怎么理想,后来变成了怎么干都行的自然教育探索,所以美国重新回到了实证主义理性主义的传统。但是人们发现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又开始全面兴起对所谓对实证主义导向的技术理性模式的专业教育的全面反思,提出专业无效论。这就促使人们进一步对专业实践的存在价值进行思考,寻找解决方案。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针对专业无效论有三个应对策略,第一个是民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思路,直接不讲专业的有效性,把它解构掉,或者是回到大众对象,通过社会行动来促使社会结构和制度变迁;第二个就是所谓的以舍恩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这个传统,他们是重新把实用主义传统拉回来,把当年杜威讲的这样一个情境有效性真正变成一个可操作性的东西;当然还有第三个思路就是实证主义的循证研究思路,通过把社会工作问题操作成可以客观测量的行为特征,通过随机分配的分组实验,来检验干预策略的有效性,回避复杂的社会情境问题,或者说简化社会情景。

 四、从实用主义到实践智慧 

如果不去谈激进的民粹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的反专业化问题,仅仅就拯救专业有效性的思路来谈,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的专业研究变成了两大传统的争论,一个是新实用主义的传统,一个是实证主义的循证研究的传统。现在中国过度偏重于循证实践这样的实证主义流派,而对杜威的实用主义了解得不够,理解得也不太清楚。新实用主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框架实验,这是舍恩在《反映的实践者》中提出的最核心的概念,而不是社会上流行的什么“情景—假设—行动—反思—情景”这个循环模式。换言之,什么是一个真正的行动研究者,如果要沿着专业有效性去思考的话,除了陪伴、建立关系、彼此的理解,那么关键是他怎么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实用主义最重要的是进行框架实验,也就是根据情境做框定,然后看谁的框架最有效,然后通过实践效果来检验有效性,而不是根据过去的证据来判断有效性。所以这才是行动研究的奥秘所在,通过下一步的证据来检验预设框架的有效性,过去的经验和研究只是为了建立预设框架的举一反三作用。换句话说,任何专业实践都是先对实践情境给一个猜测性的专业判断框架,它是一个预测性框架,在这里过去的实证知识只是起到转换性的启示性作用,需要根据具体情景再裁减,适合新的情景。而新的预设性框架是否有效,也不是非要进行控制条件下的实验验证,因为控制条件下的实验验证只是为了获得一种普遍确立的定理或命题,并不适合具体的复杂情境。预设框架的有效性的检验需要未来的行动步骤去检验,这种检验不是卡尔·波普尔所说的证伪(波普尔,2005),而是通过正面证据的积累,达到解决问题的效果来肯定预设框架。这才是实用主义反映实践的核心所在,也是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关键分别。实证主义是为了寻找普遍存在的逻辑关系,这种逻辑关系要么靠大量的证据来检验,要么靠演绎推理,然后通过他人进行证伪反驳检验。而实用主义认为具体实践过程都是开放和耦合性的,是否遵循普遍规律在本体论上无法确认,在认识论上也不需要,只需要围绕临时情景性问题进行预设—探索—检验,它是一种效果导向的行动研究检验。把这个弄清楚了,就可以用舍恩的行动研究来弥补布迪厄实践理论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漏洞,也就是说实践过程的支配关系的再生产,不是不能认识的支配关系的实践逻辑的再生产过程,而是一个可以通过框架实验尝试找到情境化的解决策略的过程。

当然,新实用主义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解决结构问题,笔者前十年写的文章都是试图把结构拉进来,现在开始觉得结构可能也不是那么特别重要,实际上未来的结果不取决于布迪厄所说的结构的强硬性,而是卢曼等人所说的取决于行动的耦合性以及未来结果的开放性(卢曼,2013)。如果我们承认,社会发展具有开放性和耦合性,而不是一种僵硬的结构再生产,那么在这个背景下,新实用主义是可以弥补结构主义的困境,找到一个出路。当然面向未来的实用主义策略是不是就不需要社会学的实证主义研究,也倒不是这样。马克·弗雷泽的《干预研究:如何开发社会项目》解决了社会学中实证主义的问题分析逻辑跟所谓的社会工作干预项目逻辑之间的桥梁问题。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人们通常把它混在一起,问题分析逻辑是一个路径分析的因果关系;而项目逻辑是目标导向的,一个追究结果的行动逻辑。项目逻辑跟问题逻辑的关键关联点是找到中介变量,中介变量是可以进行干预发生改变的那个变量,这是最重要的,这是我们国内干预研究所忽视的。但是可以借鉴过来进一步推动实用主义行动研究中预测框架的建立问题,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实践情景,如何进行预判断,那就要基于以往的实证主义研究,它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预判的思路,当然也取决于把以往实证研究结论和现实情景的对接,这在舍恩的那本书里讲的很清楚。一个专业高手和新手的最大区别就是对情景预判,看谁更加贴切。这也是专业督导的核心,目前国内的专业督导都变成了情感支持和理论讲课,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就是因为对实用主义的情景反思缺乏深入理解,督导人员如果对某个传统并不熟悉,到处做万金油式的布道,就变成了一个布迪厄说的骗人的炼金术了。

 那么到底实用主义对于专业实践来说起什么重要意义呢?主要是它可以帮助我们把日常实践场域中的结构化的行为习性或者说默认的实践知识提升到意识层面,变成一种自觉的清晰的实践性知识,从而帮助我们识破布迪厄所说的支配关系运作的自动运作逻辑,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伴随社会结构的开放性而来的过去习得的实践智慧作废问题。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出了实践智慧概念,认为在社会政治实践中,许多道德判断并不需要理性推理、也不需要技术性知识,而是需要根据情景和常识做出审慎中庸的判断(亚里士多德,2007)。而布迪厄则强调实践智慧有可能在一种结构性场域中,成为被结构性关系所塑造出来的支配—从属关系的行动习性而已,进而被符号资本所掩盖,被当事人合理化,成为一种既是身体性的禀赋,又是主观认同的合理反应模式(布迪厄,2017)。所以,实践智慧也好,行动习性也好,都是一种不需要理智认识的自动反应机制,有时候是有效的行动策略,有时候是作废的行动策略。过去大家认为这种知识就是每个人生活常识,不需要专门研究,只需要日用习常就可以了。但是舍恩的实用主义的场景实验正是要把那些日用不知的习性常识提升到意识层面,让它成为明确的行动策略,更好地帮助人们提升实践效果。

五、简要总结

中国社会转型导致原来的结构和符号体系都在发生重大的变化,面对这个变化,社会学侧重的是社会整体问题的探寻和思考,而作为一个职业的社会工作,必须能够介入到具体的问题来进行“贴身肉搏”,不能太过于抽象思考宏大的问题。但是,社会工作也确实很容易被社会学批判为“碎片化”,无法联结社会文化的历史变迁等社会背景和整体结构问题。近年来从美国引入的证据为本的社会工作实践,帮助社会工作专业提升了科学研究属性。然而,社会工作实践并不是实证知识的简单套用。结构主义理论早就批判了理性主义的技术应用专业实践模式,实用主义也批判了这种技术理性主义。然而结构主义和实用主义之间的关系也需要澄清。结构主义太过于看重实践逻辑的再生产问题,看不到社会转型和改良的出路。如果我们认识到第二现代性是一种开放的耦合性社会结构化过程,而不是一种僵硬的结构再生产,那么社会结构的改变并不需要革命手段,而是通过实用主义的情景框架实验就可以促进社会改变。尤其是,实用主义的情景实验可以把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实践智慧,从一种不识的自动反应机制转变成一种自觉的清晰的实践知识;同时可以解决布迪厄所说的结构性支配关系的不识掩盖机制。基于笔者自己的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经验,我们主张社会工作研究者并不能把自己限定在行为主义的实证研究上,应该沿着实用主义的方向,在社会学的宏大问题意识和社会工作具体实践之间行走,在学院场域读书和讨论,在实践场域跟随行动者摸爬滚打,逐渐清晰自己的路径和方向,沿着具体实践场域中的具体情景问题,用新实用主义方法联结结构和情景、实证知识和实践智慧,探寻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有效性,建构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


  • 微博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