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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回社会”:中国社会工作转型的关键议题

2017-09-11 10:31   《思想战线》 投搞 打印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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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工作要实现顺利转型,必须回到波兰尼的“大转型”及其“嵌入”理论,以社区为实践平台,找回其“社会为本”的原初专业精神,恢复其“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专业本质。

原题:“找回社会”:中国社会工作转型的关键议题 

作者简介:陈立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驻站研究人员,湖南商学院社会工作系讲师、博士。

内容摘要:“大转型时代”的到来使中国社会工作面临转型的重要任务。由于中国当前的社会转型与波兰尼所说的“大转型”具有极大的相似性,而与之相关的“嵌入”及“重嵌”又是现代社会工作的逻辑起点。中国社会工作要实现顺利转型,必须回到波兰尼的“大转型”及其“嵌入”理论,以社区为实践平台,找回其“社会为本”的原初专业精神,恢复其“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专业本质。

“找回社会”:中国社会工作转型的关键议题 

陈立周

“大转型时代”的到来激发了有关中国社会工作转型的讨论,学界先后提出“模式转型”“嵌入性发展”“社区为本”等观点,其中尤以“嵌入性发展”引起的学术反响最大。 “嵌入性发展”普遍被认为是一种符合中国社会转型特征、具有现实意义的发展策略。然而,学界在讨论这一概念时,对源自英国著名学者波兰尼的“嵌入理论”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识或误用。有必要指出的是,波兰尼所说的“嵌入”,以及与之相关的“脱嵌”及“重嵌”,正是现代社会工作的逻辑起点;而中国当前的社会转型与波兰尼所说的“大转型”,在发展模式上又存在惊人的相似。也许,只有再次回到波兰尼那里,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社会工作的本质,对中国社会工作“向何处去”才会具有更客观的认识。

一、“大转型”与现代社会工作的社会起源

波兰尼认为,19世纪的欧洲以“自律性市场”为基础,建立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市场社会。市场社会的最大特征是:以“逐利”为目标,将劳动力、土地及货币等生产要素全面商品化。然而,劳动力、土地及货币等本质上只是一种“虚拟商品”,它们并非如古典经济学所言,是为了出卖而被生产出来。“自律性市场”的却坚持将这些“虚拟商品”变为真实商品,以实现资本无限增值的目的。这既违背历史也违反人性。人类经济史表明,大多数情况下,市场都是“嵌入”社会之中的,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受到国家、社群、行会等各式各样的“有形之手”的制约,使人作为社会的主体享受到应有的尊严和价值。无疑,“自律性市场”这一古典经济学精心编造的“神话”,使市场社会埋下了自毁的基因,“自律性市场的信念蕴涵着一个全然空想的社会体制,假如不放弃社会之人性的本质及自然的本质,像这样一种制度将无法存在于任何时期。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荒野”。20世纪30年代,德国“法西斯主义”、苏联“斯大林主义”、美国“罗斯福新政”等“ 新利维坦”的出现,不仅意味着市场社会的崩溃,还证明“自律性市场”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乌托邦”。

对建立在逐利动机之上的自律性市场的盲目崇信,使西方社会逐步走向两极分化,社会不平等逐年加深,社会矛盾不断积累,最终在20世纪初引发社会灾难。“第一次世界大战”表面上看是国际均衡体系解体的结果,实质上是自律性市场盲目扩张所致。所幸的是,社会不会坐以待毙,而是通过发动“反向运动”,形成各种自我保护机制,使市场“重嵌”于社会,击碎市场“脱嵌”并主宰社会的企图。社会与市场的对抗,出现分别基于不同运行法则的“ 社会双向运动”:其中之一是经济自由主义原则,其目的是要建立一个自律性市场,使用自由放任和自由贸易为手段;另一个原则是自我保护的原则,其目的是人类、自然与生产组织的保护,它使用保护性立法、限制性的社团,以及其他干涉工具为手段。国家通过社会立法及行政管控,承担了保护社会的重要责任,如工厂立法与社会法用来保护工人在劳动力方面不被视为商品,土地法与农业税用来保护自然资源与乡村文化不被视为商品,中央银行与货币体系的管理使制造业与其他生产企业不会受到把货币当做商品的伤害等。

波兰尼特别强调国家在社会保护中的作用,认为只有国家具备绝对的实力跟市场抗衡,对社会的自发保护运动则一笔带过。实际上,由民间力量自主发动的社会保护运动,也是抵抗市场社会的重要武器,而社会工作正是这种民间自发社会保护运动的关键力量之一。以英国为例,颁布于1832年的《吉尔伯特法》及1834年的《新济贫法》,被认为是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起点,因为它们促成了全国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为资本主义的高歌猛进扫清了障碍。然而,其负面效果却是它不曾预料的:社会动荡不安、贫民流离失所、失业问题加剧、劳工进一步贫困化等。这种状况引起很多有识之士的担忧,他们基于宗教信仰、人道主义精神等,纷纷投入到自发的济贫运动之中。这些民间自发的济贫运动,促成了社会工作的诞生,“19世纪后期,人道主义者和其他有奉献精神的人,把时间和才智投入到帮助社会底层人民上,开始奠定了把社会工作发展成为一个专业的基础”。19世纪的英国是自律性市场理念最为流行、市场社会最先形成的国家,作为一种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社会工作也最先在英国出现,这并不是历史的偶然。

这一时期,在济贫运动中逐步发展出两股重要的社会工作力量:慈善组织会社和睦邻组织运动。在济贫理念方面,慈善组织会社采用社会工作先驱查莫斯的观点,认为贫困是个人原因导致的,将“值得帮助的穷人”与“不值得帮助的穷人”作为济贫原则。可以看出,慈善组织会社仍然没有脱离古典经济学的思维框架。相较之下,睦邻组织运动更具有“ 保护社会”的性质,它意识到贫困主要源于市场对社会的侵蚀,而不应简单的归因于穷人道德低下。例如,英国睦邻组织运动的推动者爱德华·丹尼生一度“对自由放任的批判哲学产生浓厚兴趣,高度关心社会问题,特别是非常关心伦敦下层劳工的悲惨生活状况”。另一位睦邻组织运动的推动者汤恩比,也坚持贫穷是资本主义经济下的自由主义带来的问题,认为“ 透过工业革命史研究,可厘清社会改革的必要性、可能性及改革方向”。睦邻运动坚持贫困是社会问题而非个人问题,必须经由社会改革加以解决,干预方法灵活且富有远见,如倡导通过“ 迁入居住”的方式,让主导政治发展方向的上层人士认识到社会改革的必要性,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及民主化发展。

睦邻组织运动的本质,是让社会上一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和贫民共同生活,贫富打成一片,使人性与道德精神之价值得以存续,实现政治上之平等与民主,并使居民获得接受教育和享受文化社会的机会。作为睦邻运动的标志的汤恩比馆,其做法、成绩及其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代表着一种与自由市场哲学完全不同的理念,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社会风气,“使之较社会工作中任何其他运动之推行都见迅速与普遍,而后成为英国社会改良运动的一种新潮流”。对于其他国家的社会工作发展也起到表率的作用,美国社会工作创始人亚当斯曾拜访汤恩比馆并受其启发,回国后在芝加哥建立了“赫尔馆”,成为美国一支社会改革和民主化运动的重要力量。

以睦邻组织运动为核心的早期社会工作,积极干预回应自律性市场带来的劳动力商品化问题,为此后社会工作的发展奠定了道德和方法的基础,对现代社会工作的发展影响深远。正是19世纪末的睦邻组织运动为社会工作打造了基本的专业价值,树立了推动制度变革、维护公平正义的专业使命,奠基了社会工作作为一种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本质。它的启示在于:社会工作的专业使命及其价值,在于通过积极干预,使一个脱嵌于社会的市场“重新嵌入”社会之中,使“自律性市场”转变为“受规制的市场”。这是社会工作转型的基本任务,也是我们讨论社会工作转型的基本立场。

二、中国社会工作转型的时代特性

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里茨对《大转型》这样评论道:“19世纪欧洲文明所经历的转变,今日看来就如同当代世界各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转变一样,以至于波兰尼这本书几乎就像是在评论当代议题。”确实,中国当前的社会转型与19世纪欧洲社会转型遵循着大体相同的逻辑,即从伦理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变。20世纪50年代,中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总体性社会”,国家控制了绝大部分社会资源,形成以“伦理经济”为基础的“再分配体制”,市场和社会双双丧失了发育的空间。20世纪80年代实行市场化改革,中国开始从“总体性社会”迈向“后总体性社会”,市场作为一种新的社会资源的配置手段,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社会力量逐步成长,第三部门规模不断壮大。市场化改革的目标是形成以市场为基础的配置社会资源的方式,它促成了市场和社会两种力量的成长,客观上为中国社会工作的重建提供了基本的社会条件。

中国社会工作的恢复和重建,是以市场化改革及市场社会的兴起为背景的,从理论逻辑上说,“保护社会”是其应该履行的专业使命。但在实践之中,社会工作会因很多现实因素的制约而违背这种专业承诺。西方社会工作的成长历程已经证明:社会工作要真正履行保护社会的使命并不容易,社会工作的发展不断面临着强大的市场及国家的挑战,甚至会出现向市场和国家妥协的情况。20世纪初,市场社会的发展如日中天,社会工作为了取得专业地位,吸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重视临床治疗及个案辅导,追求服务的量化效果;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的关系类似于“医生”跟 “病人”的关系。睦邻组织运动开创的改革精神及民主化运动,受到极大的限制。20世纪80年代又一波市场化袭来,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哈耶克及其《自由宪章》声誉鹊起,而波兰尼《大转型》却落寞沉寂,社会工作也深受这种学术风向转变的影响,人们普遍将社会问题个人化、个人问题病理化及助人过程技术化,导致社会工作不仅自身走向分裂,还放弃了最先的投身社会运动、促进变革的追求,被人诟病为“背叛的天使”,专业认受性及认可度大大降低。因此,转型时代重建社会工作的核心任务,是在坚持社会工作本质上、是在一种社会保护机制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到“保护社会”的运动之中,提高“去商品化”的能力,降低被市场“吞噬”的风险。

从逻辑上讲,市场扩张自然导致不平等的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和社会联手对自律性市场进行规训,以削减其不平等效应。但是,中国的市场化采用的是一条独特的路径:国家与市场联手推进市场化。这使中国的社会转型呈现出极其特殊的发展逻辑:一方面,举国上下一致将“效率”视为最为重要的发展目标,激发了全社会发展经济的热情,实现物质财富的巨量增长,经济总量和生活水平在短期内得以快速提升;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出现脱节,出现所谓“扭曲发展”的现象,“任何社会如果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没有出现相同程度的社会发展,就会存在扭曲发展”。扭曲发展最直接的体现是社会不平等加剧:市场化改革30年余年,中国从改革前世界上最公平的国家之一,变为当前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扭曲发展的形成涉及很多因素,但从大的方面讲,就是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的角色错位及功能紊乱所致。有学者将之总结为“国家与市场共同创造的不平等”:市场与政府的主要目的都是追求效率,它们都是制造社会不平等的力量,它们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不是相异的两种力量,而是相互强化的。或者说,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与迅猛发展的市场经济并存共生、互为促进。

要杜绝扭曲发展及实现顺利转型,需要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保持适度均衡,从国家与市场联手制造不平等,转变为国家与社会联手降低不平等。19世纪欧洲社会能实现顺利转型,国家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国家有时会为自身的利益支持自律性市场的发展,但是也给社会的发育留下了一定空间。对此,社会学家马歇尔曾做出精彩论证:近现代西方社会借助各种社会立法将“社会权利”赋予民众,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公民资格。 社会权利的形成抑制了劳动力商品化,避免社会走向毁灭的命运。当代中国市场化过程中,国家与市场关系密切,而社会的力量又过于弱小,“社会权利”的落实还任重道远。正如学者们指出的,中国的经济奇迹是在“低人权优势”的基础上实现的,大量的劳动力就业于收入低且缺乏保障的“非正规部门”,但对GDP的增长却做出了巨大贡献。社会权利的缺乏,使社会面对市场的侵蚀几乎没有形成对抗能力,面对强大的国家亦不能形成独立的发展空间。这就是当前中国社会工作转型面临的特殊时代背景。

当我们基于当前的时代特性来讨论中国社会工作的转型时,嵌入性发展便成为一种值得商榷的理论观点。如前所述,社会工作的专业合法性来自于积极投身社会保护运动,通过“能动社会”的建构,赢得发展的空间。但目前,中国总体上尚未形成公民社会或能动社会,于是学界提出了一种策略性的发展思路——嵌入性发展。然而,若“强国家弱社会”的整体格局没有得到改变,这种现实性策略并不有利于社会工作的长远发展。若一味谋求“生存空间”而被迫向市场或国家妥协,社会工作就有走向异化的危险。由此看,嵌入性发展似乎更多是对既存社会事实的一种学术表达,而不是基于专业本质及专业使命的一种论证。在这里我们会再次遭遇到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矛盾——嵌入性发展在实践之中很可能会遵循一条完全不同的逻辑。这已经被一些研究所证实。例如,朱健刚等人发现,社会工作“嵌入”行政体制的过程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面貌,如社会服务行政化、内部治理官僚化和专业社工建制化等,使得社会工作的嵌入变成一种“政治嵌入”,导致“资本主义的工具主义逻辑取代了专业的人文主义逻辑”。这一研究因重点关注微观的社区权力关系,给人带来社会工作采取“主动嵌入”的错觉。如果再进一步分析则会发现,社会工作的“政治嵌入”是一种被动适应的过程,也就是说社会工作的“嵌入”是市场和国家双重挤压的结果。所以,在国家与市场携手推进市场社会的现实背景下,积极通过推动制度变革谋求发展空间,而非单纯强调“嵌入”,可能是社会工作转型更为明智的选择。

三、从“嵌入发展”到“找回社会”

波兰尼曾乐观地认为,20世纪30年代市场意识形态的溃败是永久性的,“从未来看我们这个时代,将是自律性市场的终结时代”。由于时代的局限,他无法正确判断自律性市场此后的命运。二战后的西方历史表明,驯服自律性市场是一个艰难无比的过程。如果说西方社会通过福利国家的建设,成功的抵制了第一波市场化(主要是劳动力商品化)和第二波市场化(主要是货币商品化)的冲击,那么,20世纪80年代随着福利国家的瓦解,人类又面临着第三波市场化(主要是自然的商品化)的冲击。这似乎是一个略带宿命色彩的人类命运:社会与市场的战斗持续不断、无止无休。一方面,市场从未放弃控制社会的企图,因为只有在一个市场社会中,自律性市场才会获得成功;另一方面,社会为了避免被毁灭的命运,别无选择的进行自发或自主的对抗。国家的角色则有些纠结,有时国家通过社会立法和社会政策,将市场社会的“ 商品化”效果降到最低,有时它本身就是自由市场的积极鼓吹者,正布洛维指出的:“把市场理想化是政治统治的一件利器,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这都是一种虽然不光彩、却不断被复兴的意识形态。”国家压制了市场和社会,结果也是毁灭性的,例如法西斯主义统治下的德国或斯大林主义统治下的前苏联;市场全面侵蚀国家和社会,也会印证波兰尼关于社会自我毁灭的预言,例如“华盛顿共识”下的阿根廷或“休克疗法”后的俄罗斯。

在中国市场化过程中,由于“社会”相对于国家和市场的弱小,社会工作不得已选择一条“亲近国家”的发展道路,试图通过“嵌入”到国家体制之中,获取身份合法性和社会资源。从现实性角度看,这是在自主发展的空间和资源相对有限的状况下的一种必要的选择,体现了“强大的国家和社会工作所代表的社会的关系”。但在实践中,这会违背社会工作作为一种社会保护机制的本质,制约了其保护社会功能的发挥。所以,中国社会工作转型的核心任务,应是恢复它原初的“保护社会”的属性,通过积极干预促进社会进步。沈原的研究提醒我们,正在实现市场转型的国家经历了再分配经济和与之匹配的集权体制的长期支配,自组织的社会生活机制受到极大压抑之后,面对新的历史条件,重建或生产社会生活的各种制度和规范。沈原基于中国的社会现实,认为中国社会学的核心任务,是在没有“社会”的情况下,将之“生产”出来,这种看法是非常有见地的。“生产社会”不仅是社会学转型的任务,也是社会工作转型的任务。不过,就本文讨论的主题而言,我们认为,当前社会工作转型更为重要的任务是回归原初专业精神,找回被遗忘的社会为本的传统,重新发挥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功能。因此,我们提出社会工作转型的关键议题是“找回社会”:“社会”不仅是社会工作的逻辑起点,也是社会工作安身立命之所在。

21世纪,波兰尼所说的“大转型”在中国逐渐变成现实。如果说改革开放的前30余年,中国呈现的是国家与市场联手制造一个“脱嵌”的社会,那么,面对市场化推进带来的一系列负面问题,近年国家开始有意识的调整发展战略,不仅努力从“管控型政府”迈向“服务型政府”,同时通过放权逐步让渡社会发展的空间,社会的回归初现端倪。首先,国家超越之前形成的“发展是硬道理”的思维,先后提出“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等新发展观;党的十八大以来再次提出“五个发展”的理念。与此同时,面对社会两极分化,国家也积极履行“保护社会”的功能,相继颁布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市居民医疗保险等政策措施,催生了“社会政策时代的来临”。此外,社会工作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也普遍得到认可,国家提出“建立宏大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要求,近年围绕社会工作的发展出台了各种政策法规,掀起一股社会工作专业化和职业化的浪潮。总体上,国家与社会联手使市场“重嵌”于社会的趋势已经出现。

这种趋势既为社会工作转型创造了条件,也在某种程度上规定了社会工作转型的任务。我们认为,处于大转型时代的社会工作,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公及两极分化,有必要回到它的起点——睦邻组织运动——那里,重拾其维护公平正义的专业精神,以社区为基础推动制度变革、促进社会的形成。“社区这个日常生活的世界正好处于微观个人/ 家庭与宏观环境的接触面:作为结构的环境是透过社区或日常生活形塑个人/ 家庭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与此同时,个人能动性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社区氛围乃至自然社会环境。”社区本质上是一个“权力的容器”,国家、市场及社会三者的力量都汇聚于此,围绕各种利益展开合作或斗争,为我们思考社会工作如何推动社会的建设提供了一个合适的窗口。将社区作为基本实践平台,既可以重拾早期睦邻组织运动的精神和价值,也可避免社会工作介入的激进化和保守化,体现循序渐进和自下而上的发展思路。

以笔者参与的一项社区治理实践为例。近年,笔者担任督导的社工机构与某街道办合作,推进一项名为“社区公园建设”的项目。事情起源于街道办及居委会试图利用社区内仅有的一块空地建设社区公园,然而遭到居民的激烈反对,双方展开了长时期的拉锯战,街道办及居委会认为,建设社区公园是一项符合国家政策的公共服务工程,而居民却认为,这是一起典型的官商勾结、与民争利的行为。最终双方矛盾升级,社区陷入“不可治理”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街道办请求社工协助。在项目第一阶段,社工先对社区各种因素进行客观评估,继而采用家访、个人沟通、小组会议、社区活动等介入方法,企图促成社区公园的建设。然而,这些工作因居民不配合无果而终。我们最终发现,项目无法推进的根源在于社区信任关系断裂,而非社区利益的分化,这是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时必须加以考虑的深层因素。基于这种认识,项目组及时调整了服务目标,以重建社区信任关系为核心任务,将前期的“解决矛盾”转向“源头治理”。例如,推动政府执政理念从“管理”向“治理”转变,推动社区居委会的角色由“ 政府代理者”向“居民代言人”回归,推动社区居民的社区意识提升,等等。经过项目组的努力,社区治理取得了初步的效果。例如,居民与社区居委会及街道办的对立情绪有很大缓和,大多数居民认同只要出于公众利益,支持社区公园的建设;街道办及居委会改变之前的强硬态度,主动拆除工地围栏,清除地面垃圾,并对前期项目冲突中受损的居民进行合理赔偿等。社会工作的角色也得到居民和居委会的普遍认可,积极配合项目组开展“四点半课堂”、家庭服务等工作。

这一案例说明:“社会”才是社会工作实践中的关键因素。若按“嵌入性发展”的观点,我们应该主动“嵌入”到社区治理之中,通过帮政府解决难题,扩大社工的影响,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然而,由于社区信任关系的断裂,社会工作继续“嵌入发展”已经失去了社会空间。这种时候,社会工作应该“以自己的专业理念,社会良知、正义感和由具体服务深入接触底层群体而获得的真实资料为基础,倡导社会政策的完善和改变”。社会工作者不是外来的专家,而是居民的同行者;也不是褊狭的以居民利益的维护者自居,而是基于社区实际情况,在与社区各种力量的沟通合作中开展针对性的服务,影响或改善政府的执政理念及其决策。在涉及社区居民的切身利益和合法要求时,协助居委会发挥居民代言人的作用,站在居民的立场,维护居民的利益。虽然不能过分夸大社会工作的作用,因为介入过程还存在很多现实因素的制约,但这种介入理念和方法还是值得肯定的。重建社区信任关系,说到底就是重建社会,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波兰尼所说的“重嵌”的意义。总之,转型时代的社会工作,树立“保护社会”的思维,以社区为平台,积极推动社会的建设,是一种具有现实意义和实践空间的发展路径。

四、结 论

本文中,我们借助波兰尼的“嵌入”理论,对当前中国社会工作如何转型进行了分析。我们认为,“大转型时代”的到来为中国社会工作转型创造了机遇和条件,社会工作应当走出“嵌入性发展”的误识,回归社会为本的传统。在大转型时代,若社会工作主动放弃保护社会的专业使命,很容易在激烈社会变迁中失去方向,甚至失去专业合法性。波兰尼对“ 嵌入”的深刻阐释启发我们:社会工作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社会工作的功能就在于通过保护社会,获得自身的专业合法性和生存空间。

结合当前中国的社会现实和社会工作的专业特性,我们认为,在国家和社会联手规训市场的趋势下,社会工作以社区为基础,通过发挥服务型治理的功能,采用积极干预,推动社会治理及社会进步,是一条具有较为可行的实践策略。当然,本文只是一个初步的设想,现实的情况纷繁复杂,社会工作转型存在多种发展途径和实践空间,我们希望本文的讨论能引来更多有益的批评,为中国社会工作的转型带来更多合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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