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山大学即将暂停社会工作专业本科生的事件持续在网上发酵，先是坊间议论，抗议之声风起云涌，后中山大学宣传部官方发声解释说，只是进行招生制度改革，在招生的时候与社会学专业一同进行宽口径大类招生。紧接着中山大学社会工作专业老师蔡禾和张和清老师先后在微信公众号发声，表达自己不同于学校的意见。与专业裁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深圳“郭社工违反社会工作职业伦理规范”事件很快偃旗息鼓，并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在社会工作专业微信群里，比较一边倒表示“专业裁撤”是社会工作发展的倒春寒，而很少有人谈及郭社工事件对社会工作发展的影响。这里引起笔者的思考：是社工实务还是学科设置更能影响社会工作的发展？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还是要在重新回顾下社工发展的历史，看看社工学术和实务到底是什么关系。社工界较为共识的个案社会工作的创始人是玛丽 里士满，她在7岁时父母双亡，被迫搬到马里兰给她寡居的外祖母和阿姨生活。她仅仅完成高中学业，便因为阿姨的病重，不得不开始工作。她的社工生涯源起于她到巴尔地摩慈善组织会社当临时雇员，后来经过不断的努力，成为慈善组织会社的管理人员和当时社会工作界的领导者。里士满在作为“友善访问员（friendly visitor）”，一方面尝试更深入的了解服务对象，例如她提出如何更加科学的从走访和会谈中收集信息，另一方面则是对传统服务方法的反思，什么方法才能更加科学有效的改善服务对象的生活状况。里士满广为人知的著作是《社会诊断》（1917）和《什么是个案社会工作》（1922），其实她更为早期的著作就是一本彻彻底底的实务手册——《穷人中的友善访问——慈善工作者手册（Friendly Visiting among the Poor. A Handbook for Charity Workers）》，这本书以及她的实务经验为其后社会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后的小组社会工作和社区社会工作也同样是先有实务经验，后经过提炼总结并且经过一段试用之后才能在全美社会工作会议上确定为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历史角度来看，社会工作作为具有极强实践性的学科，它的基础依然是社会工作实务，社会工作尤其是社会工作方法的发展是在发现实务问题解决实务问题中推动的，甚至可以说社会工作是孕育在社工实务当中的，社会工作学术也是实务推动的。郭社工事件其实是一个很好讨论社工的伦理及其实践操作的契机，现在却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专业裁撤中被湮没了。

那为什么大家对社工专业设置这么敏感，而对实务问题兴趣不大呢？刨除专业裁撤事件更加关系到社工老师们的切实利益，以及社工老师相对实务工作者更有话语权等因素。笔者认为关键原因是中国社会工作压缩性发展。压缩性发展首先体现在时间上，从1870年慈善组织会社的成立代表专业社会工作的开始，西方社会工作发展到现在已经100多年，其中社会工作三大方法的正式确立，就花费了70年的时间。而中国从北京大学社会工作1989年设立到现在20多年时间，真正发展从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开始到现在才10多年时间。正如文化滞后变迁所描述的“价值观念的变迁落后于技术变迁”一样，虽然有学者宣称社会工作和中国古代的儒家、道家思想有着颇深的渊源，但从整体架构上来说还是属于舶来品，想要尽快消化吸收这个舶来品，那么西方社会工作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很有可能在中国会集中爆发。现在的情况可能类似于西方的理论和实务之争（1907-1917），未来可能还会有社会工作是不是女性化职业的西蒙斯派和哈弗学派的性别之争，社会工作者是技术员还是社会变革推动者的改革和保守之争。压缩性发展迫使中国社会工作采取非常规路径，“教育先行”推动高校教师领办社会工作机构，也就不难理解业内人士更加关注学术和专业方面的问题。但学者毕竟是以做学术研究为主业，前期可能需要教育推动，可以是“学术造社工”，但长久之计，社会工作的发展还是要依靠实务工作者，必须转变为“实务造社工”。

压缩性发展还体现在结构上的问题。什么是结构？结构其中一方面是形态，比如三角形结构或四边形结构。中国社工界素来有“嵌入性发展”的说法，这种说法很形象的说明了社会工作作为舶来品引入的过程，但同时也对社工界造成了一种错误印象。试想一个东西嵌入到另外一个东西中，风和日丽可能持续，如果风雨袭来那么嵌入的东西可能是最容易被甩掉的（具体不指明，请自行想象）。所以社会工作自视为嵌入体是十分危险的，这包括日常所见的动辄就是港台模式，张口闭口欧美理论正是嵌入性的体现。笔者以为中国社会工作要强调“融入性”，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加强对自身文化的关注，力争成为社会建设的支柱。结构上看，只有成为三角形或者四边形的一条边，缺了你不行，那么社工才算立住了。当然这过程必然伴随着对西方社会工作取舍的过程，而事实上世界各国的社工也都是不同形态的，过于拘泥于西方的专业价值理念、方法，教条式理解，无异于社会工作的融入。而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整个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并未完全定型，中国应该脚踏实地从具体实务问题出发，为世界社会工作知识宝库贡献自己的力量。

结构的另一方面是分布或比例问题，例如男女性别年龄金字塔。社会工作靠什么来赢得口碑？答案只有一个：服务质量。而服务质量与社会工作者的素质密切相关。自从《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出台之后，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迅速壮大，到2016年，规模总量达到76万人，其中持证社工近30万人。数量多的好处是人多力量大的，社会工作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大增。但数量增多的同时对服务质量造成了一定影响，有的虽然是持证社工但是并不能提供专业服务的情况对社会工作的名誉造成了损伤。其实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社工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如果按照社会工作服务水平做一个图，那么有可能现在是一个倒丁字型，底端是大批通过社工考试或者刚进入社工领域的社工，而具有较多经验较高社会工作服务水平的社工还是处于极少数。那么什么样的社工结构是合适的呢？正像社会阶层结构一样，中产阶级占主导的橄榄形社会结构是稳定的，社工也是如此。如何才能形成橄榄形社工机构呢？首先要提高准入门槛，其次要建立淘汰机制。其实对于社工结构的探讨涉及到中国的社工是走精英化还是大众化路线，以服务质量来看，精英化路线更适合。据民政部《2014年度全国社会工作发展报告》，到2014年底，全国有310所高校招收社会工作专业本科学生、70余所高职高专学校招收社会工作专科学生、104所高校(研究机构)招收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学生，每年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学生近3万人。无论是从开办学校数量，还是培养学生人数上来看，这都是走得大众化路线。如果以精英化路线和优化社工结构的角度来看中山大学裁撤事件，将其作为中国社工教育竞争（不仅是各个学校间的社工竞争还有社工专业和其他专业竞争）的触发点，未尝不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