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

很多内行人喜欢把社工道路说成是沉默中的坚守，但我不喜欢这样的形容，特别是在面对社工权益受损、社工受到侵害或者受到大委屈时，过于沉默是自取灭亡。

增权自古就是社工专业中的重大课题，作为社工的我们，本不该如此沉默。

说句不好听的，你连自己的权益都维护不了，谈何去维护别人的权益。

人格心理学中有一种叫固着作用，它指行为方式发展的停滞和反应方式的刻板化。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个人习得行为不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渐趋成熟的现象；一是个体一再遇到同样的挫折而学习到一种一成不变的反应方式，以后情况发生变化，这种刻板的方式仍盲目的继续出现。我们的沉默或许能够从第二种情况中预知未来，一直沉默下去，只能是越来越沉默，被人当成羔羊，直至灭亡。

2010年工作满一年，机构一再强调社工要降低姿态和用人单位，和我们的服务对象接触，沟通，打成一片，当时我的回复是，我们不止降低了姿态，我们简直已经蹲着跟他们接触了，但结果呢，众多岗位社工成了用人单位正儿八经的下属，干着各类不同的工作。领导为什么称之为领导，是因为能把方的说成圆的，圆的说成方的，何况社工的工作涉及到方方面面，哪方面的工作挂在社工的头上，都有它合适的理由，这也就成了某些用人单位领导随意使用社工冠冕堂皇的借口。

近几天网上爆出了深圳一位女同工被用人单位领导猥亵甚至有强奸可能的事件，令我们很震惊，很愤慨，这件事像是一缕刺眼的光，一下子刺痛了我们所有同行的眼部神经。

社工注定是一条在误解中走出来的路

自古以来，社工就不是一条平坦的路。

不管是香港从社会服务走向专业服务，还是我们大陆从专业服务走向社会服务的道路，好像都必须经历这样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社工在香港受到市民的褒赞良多，但即使是今天，香港社工仍旧承受着众多的误解，比如仍旧很多人说社工工作清闲，更不用说在几十年前，香港社工的开拓者到底面临着怎样的局面。

我记得香港第十一届优秀社工最感人助人历程奖得主——廖锶源，曾这样描述七、八十年代的香港社工：他们虽处身社会建制的边缘，入息不高志气却高，不论是到大埔元洲替艇户的儿女补习、协助油麻地避风塘的艇户迁徙上岸、抑或替土瓜湾盲人工厂的工友争取权益，社工都任劳任怨，经常被当时的港英殖民地政府“抹黑”、亦有被政治部探员跟踪，更多被报章舆论讥讽为“滋事分子”，但他们仍是大无畏地“择善而固执”。并且，他们都很快乐，士气高昂，与市民公众打成一片。所以，无线电视拍了一部《北斗星》的剧集，以颂扬社工对社会的贡献。这可能是称社工为“北斗星”的最初出处。不过，当时的社工仍喜欢以“萤火虫”自称。

再回到我们大陆社工的今天，虽然从方向上似乎走了一条和香港完全相反的路，香港是从服务对象认可，再走向当局认可，而我们首先得到了当局“认可”（当然，这里的当局是指中央以及地方主导社工发展的民政部门，大部分用人单位及其他相关部门还是没有认同社工），再走向服务对象。这个认可我特地用到双引号，我想只要是做过社工亦或者真正了解社工的人，都会理解其中的内在含义以及渗透着的无奈，而我们的服务对象呢，因为我们初始就带着“领政府薪水”的标签，于是积压已久的很多情绪都一股脑儿宣泄在经常能够见到的我们身上。

如果说香港社工一开始就一边是森门紧闭，一边是阳光普照，春暖花开，那我们则是夹缝中的阳光，两面森严，仅有头顶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