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广州市社工服务项目评估需要达成两个目标：第一是实事求是对社工服务项目作出客观评价：投入—过程—产出—质量（成效）的实际状况；第二就是提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产生的原因和改善的思路建议。如果是研究则另当别论，实务评估和评估研究，本来就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只有在全国范围内社工服务评估已经铺开，具备寻找和探索中国内地社工服务评估的共性和个性的时期，才能有社工服务评估理论和模式研究的基础，研究固然重要，但如果只是国外的理论和逻辑模型简单粗暴的加在广州社工服务评估上就叫研究，我无法接受。

二战之后西方国家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加剧，以致社会政策鼓励社工者回应困难群体庞大的社工服务需求。发展过快对于服务缺乏明晰的、标准化的要求。这个问题有普遍性。当社会政策快速发展时期，政府和社会基于解决社会问题的强烈欲望，就会积极倡导、鼓励发展社工，培育社会组织，这个时刻社工服务的监管是比较松懈的。这很像广州市社工服务这几年发展的情况，社工机构从2008年的寥寥几个发展到2013年217个，承接超过7.7亿元的政府购买服务，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机构背景复杂，门槛低，给后续管理带来很多问题。

当社工服务短期内未能达到政府和社会期望的明显效果时，就会产生对社工服务的怀疑，就会催生对社工服务更加严格的要求。美国的20世纪50-60年代，政府提出“向贫困宣战”，建设“伟大社会”，投入大量资金，去解决失业、犯罪、精神疾病治疗等问题。这时的社工迅速发展，导致项目复杂，上马仓促、计划不周、实施草率、管理不善等，带来了项目效率低下，社会批评声浪巨大。

因此美国政府提出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必须进行“社会交代”——直接引起社工服务项目评估被重视。到了70年代全球范围尤其是发达国家压缩政府的福利开支，“花纳税人的钱要做交代”成为共识，促进了社工服务项目评估的发展。

中国内地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促进社工服务的发展，走的也是这一条路。政府购买服务的成效已经引起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关注，如何改进服务，提高服务成效，发挥专业水平，就是每个社工机构都必须重视的问题。评估就是通过第三方做出社工服务的“公众交代”社工。

评估实务需要评估理论的指导，又要根据实际情况操作不能照搬照套，这也可以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操作吧。

(本文刊于《广州社工》2014年04期，共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