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社会工作的理论体系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既包含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外借理论，也包括具有本专业特色的评估理论与干预理论等实务理论（王思斌，2013）。结合本案例的实际情况，主要回顾以心理学为基础的人本主义理论、埃里克森人心理发展阶段理论，以及社会工作视角的生态系统理论和增能理论。在回顾相关理论的同时，将对过往的研究进行述评。

（一）  、相关的理论基础

人本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马斯诺和罗杰斯。罗杰斯认为人的本质是好的，具有自由意志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且有能力发展自己，主张在心理咨询和治疗领域“以来访者为中心”，工作者应对案主无条件的接纳，这些都成为社会工作的重要价值基础。其理论对社会工作的启示则是：尊重青少年内在价值与能力；营造条件满足青少年多层次的需求；社会制度和青少年政策应以青少年的价值和尊严为基础（王玉香，2012）。

心理发展阶段理论由埃里克森提出，他将人的心理发展阶段划分为婴儿期、儿童早期、游戏期、学龄期、青年期、成年早期、成年期与老年期等八个阶段，并指出了各个阶段面临的不同任务。在青年阶段，个体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自我同一性的获得，根据自我同一性的获得情况将该阶段的成长状况分为四种情形，即“获得”“拒斥”“迷乱”“延迟”（彭华民，2013）。其中，“迷乱”指涉的是无法得到关于自己社会角色和社会定位的答案。

增能理论和生态系统理论是社会工作领域十分重要的理论流派。增能理论强调个人需求不足和问题的出现时由于环境对个人压迫的造成的，社会工作者应该着重于增强服务对象的权能，以对抗外在环境和优势群体的压迫（王玉香，2012）；生态系统理论、复杂系统理论与一般系统理论构成系统理论的三股势力，生态系理论的代表人物布朗芬布伦纳将与人相关的环境划分成微系统、中系统、外系统和宏系统等四个层次，认为人与环境是交互作用的关系（何雪松，2007）。

（二）  、对既有文献的简短述评

不少研究者很早就对青少年的帮派现象给予了高度关注，并涌现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但正如前文所述，大部分研究成果都带有强烈的价值倾向，从而使得其中的某些认知和介入手法呈现出一定的局限性。

（1）、认知上的局限性

朱少建（1997）认为校园暴力与校园帮派具有一定的关联，且在校园帮派的性别构成上不具备分化的特征；他认为，“这些自由结成帮派的学生，头脑简单、年轻气盛，常常依仗人多势众而胆大妄为……以身试法，从事偷盗、抢劫、诈骗、绑架、强奸等犯罪活动，其所作所为可谓触目惊心”。吴嫦娥、余汉仪（2007）等认为“13至15岁”“自愿加入”“来自失能家庭”“成绩低落”“经常出入不正当场所”等是帮派成员的基本特征。从这些文献内容来看，都将青少年“帮派现象”当作个体道德上的失误和能力上的失败，各种简单的个人层面归因实质上忽略了青少年行为失范的社会原因以及个体“生理—心理—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因而表现出一定的片面性。

（2）、介入手法的局限性

随着对“帮派现象”研究的不断深入，许多研究人员对该现象的认知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观，但在介入手法上不够具体、在介入过程中的价值理念上缺少对作为主体的青少年本身的关注与关怀，很多只是指出从家庭、学校、社会等多维度进行干预，或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对青少年失范行为加以规劝和制止。

譬如，莫秀凤（2013）指出“帮派主义”已成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毒瘤”，进而在对策上提出“狠抓意识形态”“加强网络影视、小说的管理”“家庭、学校、社会全方位参与”等建议；高敏（2012）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了帮派的缘起以及从“家庭—学校—社会”多角度分析校园帮派的成因，并着重从“教育理念转变”“替代机制”“引导机制”“校园周边环境的综合治理”等方面对青少年“帮派现象”予以回应，应该说，该文对“帮派现象”的认知以及介入的手法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仅仅从外部环境进行强化（即“选择性输入”），没有关注个体改变意识的唤醒以及对个体需求的评估与满足，因而也具有片面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