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帮派现象”认知的重构：“价值中立”后的“价值取向”

社会工作是一门“理性”与“情感”并重的实践学科，它不仅要求工作者在服务过程中进行“科学推理”，还非常重视“道德推理”在服务中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社会工作的服务过程就是价值实践和道德实践的过程（王思斌，2013）。建构对“帮派现象”的合理认知既是社会工作专业价值的内在要求，也是对该现象进行干预的前提[4]。通过前文的文献回顾了解到，大众甚至包括许多研究者对青少年“帮派现象”的认知存在一定的偏差，故重构对青少年的偏差行为的认知显得极为重要。

“人在情境中”（PIE）是社会工作专业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生态系统理论在社会工作专业领域的具体适用，因而从该视角出发对催生“帮派现象”的原因机制进行解读与社会工作的理论和实务品格相符。本文结合生态系统理论和人本主义视角构建了关于青少年“帮派现象”的认知模型（如图一）。

（一）、“全人”系统与环境系统

社会工作主张从生理、心理与社会等多个维度来认识个体[5]，本文按照这一框架将个体作为一个“全人”系统。在“全人”系统之中，着重考量了青少年生理发育、心理发育、社会化过程以及各个层面的需求。

首先，青少年的生理发育使得其在体质和需求上发生了与之前所有阶段所不同的转向，一方面，身高体重明显增加，骨骼、脂肪、皮下脂肪及神经系统等逐渐发展，出现第二性征；另一方面，相比于之前的发展阶段有了更多的心因性和社会性需求。“校园帮派”的产生与青少年的生理发育具有一定的关联，首先体质的发展直接助力于帮派的运作，同时内在的“归属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形成了驱力，从案例描述中可以看到，卢某、李某和张某之所以加入和组织帮派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找回面子”“钱来得快”等原因，这些原因折射出的是他们的社会性需要，而这也符合“需要—动机—行为”（彭华民，2013）的行为诞生逻辑。

其次，从青少年心理发展上来说，埃里克森认为，个体在每个发展阶段都面临着特殊的任务，都会经历一次“心理—社会”危机，个体只有解决危机才能顺利地进入下一阶段，同时发展某种特定的品质或美德，否则，个人的发展就会陷入困扰乃至停止。青少年阶段个体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发展自我同一性，重要的联系媒介主要有亲人、朋辈群体、学校，最终发展出的品质则是“忠贞”。青少年时期的情绪也具有自身的特点，更多的表现出两极发展特征。（王思斌，2014）应该说，“校园帮派”的产生是青少年时期心理发展偏离社会规范发展的表现，但这一偏离并非完全是个人意愿使然，它更多的受到了社会环境系统的影响。

最后，青少年社会化的核心是自我意识、道德观和社会交往的进一步发展。（王思斌，2014）也就是说，青少年社会化过程就是对自身的定位过程，对社会规范的习得性过程与参与社会交往的过程。对自身的定位来源于对自身能力、优势、劣势、需求等全方位的评估，社会规范可以通过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以及在人际交往中总结出来的经验等渠道习得，社会交往是个体有选择性和指向性地与某人或某群体进行互动的过程，而在这些过程中，微系统（家庭、朋辈群体）、外系统（社区、学校、父母的人际圈子）以及宏系统（规范、文化传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于是环境系统跟“全人”系统发生了关联。譬如，在“治理”校园帮派的策略中，就有研究者指出加强校园周边环境的综合治理（高敏，2012）。

关于青少年“帮派现象”的认知模型6

（二）、重构对青少年“帮派现象”的认知

从图一的认知模型可以看出，青少年“帮派现象”的产生是在个人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下发生的。从个人层面来讲，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在生理和心理上具有自身的特征，心理特征主要体现在思维的变化、情绪的两极化、心理需求的发展和自我同一性发展状况等方面，而生理特征主要表现在青少年体质的发展。从社会层面来讲，家庭、朋辈群体、学校、社区、父母交际圈、社会文化等通过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最终作用于青少年个体，青少年通过社会化逐渐采取了某种特定的认知和行为方式。

因此，笔者认为对青少年的认知的应然状态是：尊重与接纳行为失范的青少年，相信其具有自我改变的潜力，反对歧视；对“帮派现象”去道德化，从“治疗取向”转变为“变迁取向”，反对对青少年行为失范的简单道德归因；针对处于不同环境的青少年进行偏差行为产生的原因机制和主体需求、特质的评估，即个别化的原则；从社会与个人双向互动的视角对“帮派现象”进行归因和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