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1) 王玉香主编，2012，青少年社会工作[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 彭华民主编，2013，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3) 亚历克斯·梯尔著，王海霞等译，2011，越轨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 王思斌主编，2013，社会工作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5) 何雪松著，2007，社会工作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6) 王思斌主编，2014，社会工作综合能力（中级）[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7) 史柏年主编，2014，社会工作实务（中级）[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8) 朱少建，1997，危险的组合：校园帮派[J]，教师博览（4）:9；

9) 莫秀凤，2013，“帮派主义”：高校校园建设的“毒瘤”[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6）:120—122；

10)吴嫦娥、余汉仪，2007，变调的青春组曲:青少年加入成人帮派之探讨[J]，台大社工学刊（15）：121—166；

11)高敏，2012，校园帮派的成因与治理[J]，青少年犯罪治理（5）:94—97；

12)史柏年，2013，社会工作行政涵义辨析[J]，社会工作（2）：26—30；

13)张韶彦，2006，社区矫正在中国[J]，环球法律评论（3）：295—303；

[1]彭华民教授对青少年的年龄界定更多的考虑到生理、心理、社会等综合性因素，他们认为青少年“生理成熟前倾现象”和“社会成熟后延现象”增加了用单一标准界定青少年起止时间的难度，从而将13岁作为青少年时期的下限，并结合心理、社会层面，以个体心理稳定、结束教育、开始就业的时间（22岁左右）作为青少年时期的上限。故而，本文采用这一界定作为论述的基础。

[2]本文认为，青少年“帮派现象”是处于该阶段的个体遭遇的一次“心理—社会”危机（王思斌，2014），而不可从“本性”的角度进行价值评判（反对与个人道德挂钩），反对对青少年贴上“不良少年”等标签，而应该将其视作“社会事实”进行客观描述，并力图从社会层面、个人层面、社会与个人互动的层面寻求解决之道，即从“输入—转化—输出”的逻辑来认识和介入该现象，并将“帮派现象”看成是正常的社会现象。

[3]案例来自“燕赵都市网”，新闻标题为“邢台临西闲散少年结成帮派向中学生收取保护费”，更新时间为2014年4月10日，“案例描述”全文摘抄（避免对信息的二次加工）。

[4]笔者认为，建构对青少年“帮派现象”的合理认知首先是社会工作价值伦理的要求，即必须尊重个体的价值与尊严、接纳案主，不随意“标签”案主；其次，符合社会工作的一般过程模式，即“评估需求并分析其原因机制—制定服务计划—计划推行—结案与再评估”。而合理认知“帮派现象”既是对案主需求和问题的评估，也是对其赖以生活的环境的一次考察，经过正确的评估环节，可以消弭对案主的标签化认识，并给介入过程提供价值（“价值中立”后的“价值取向”）和事实上的支撑。

[5]关于“全人”的说法，也有人将“灵性”作为人的一个维度，认为全人包含生理、心理、社会和“灵性”四个层面。但相关研究尚不成熟，本文沿用传统的说法。

[6]史柏年对社会行政、社会福利行政、社会工作行政等概念作过专门的区分，他认为三者之间具有递进性从属关系：社会行政是针对整个社会系统运作的协调与管理，社会福利行政是是对社会系统中涉及到福利的相关领域的协调，社会工作工作行政则是社会福利行政中涉及到社会工作的行政工作。——参见史柏年《社会工作行政涵义辨析》，社会工作2013年第2期，

[7]概念定义主要参考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2003年）

（作者信息：赵万林，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工作系，本科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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