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系异化：路径、特点与具体诠释

一般而言，人类通过特定的行为（个体的或群体的）能够能动地改造和建构自身所向往的社会环境，而社会环境将以更大的力量反作用于（塑造）人类行为。也即本文所说的“不对等互构”。这种观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社会环境对人类行为的塑造力度超过了其所受到的影响力，但是由于“不对等互构”的概括性，致使其忽视了暗含在这种不对等关系的极化倾向。受到社会历史性的制约，极化倾向并非在每个社会或每个历史阶段都会得到显性化或者演化为一种突出的现象。而当极化倾向表露出来的时候，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就走向了一个极端——关系的异化——人类在社会环境面前丧失了主动性和能动性，缺少自主精神和独立意识，在改造社会环境的议题上充满了无力感与妥协思维，失去了对集体力量的信任和社会中他者的关怀，无法作为一个团结的整体应对社会环境的“奴役势力”。

（一）、中国的社会转型：“不对等互构”走向极化的路径分析

如上文所述，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之间本质上是一种不对等的互构关系。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这种关系特征将通过极化的方式促使二者关系走向异化，并具体表现为人类的被动和社会环境的强势。在提出这一核心观点之后，需要进一步探索的是二者关系的变迁路径，即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以何种逻辑走向了异化，人类以何种方式沦为了社会环境的奴仆。

首先，笔者将关系异化这一概念置于当下中国的语境之中，通过分析中国的社会特征与关系异化之间的关系为路径分析奠定基调。当前，中国最大的社会特征就是社会转型。社会转型指的是社会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的过渡过程（刘祖云，1997）。陆学艺与景天魁等人认为社会转型的内容包括“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转变”三方面的主要内容（郭德宏，2003）。

其次，引入汪和建教授所提到的“交易秩序”（汪和建，1999）对社会转型的三大内容予以界定。“交易秩序”本身蕴含了社会转型的核心理念，譬如汪和建教授纵向地将交易秩序划分为传统交易秩序、计划导向型交易秩序、市场导向型交易秩序，且认为每一种交易秩序都与社会系统的每一子系统发生关联[4]（如下图）。

可以看出，社会转型时期人类心理(行为的内隐状态)与社会环境都会受到转型背景的影响。伴随市场经济发展（交易秩序变迁）而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熟人社会发生了结构性变迁，陌生人社会悄然降临。熟人社会最大的特征是其“乡土性”（陈柏峰，2011），人与人之间由于长时间聚集在一个共同的地域内，形成了共同认可的规范，并在此基础上催生了人格化的信任模式。 在这种信任模式下，人们相互熟识，受到“集体权威”的约束，并为了共同的目标（生产活动）而联结在一起，具有比较高强度的凝聚力，生活方式比较单一。而在陌生人社会中，早先的人格化信任模式适用性大大降低，人与人之间更多的表现出猜忌、功利性合作等特点，并由于一种新的信任模式尚未建构出来而无法实现熟人社会中高度信任感，生活方式和行为选择呈现多元化趋势。

综上，笔者认为，“不对等互构”走向极化是社会转型三大表现形式综合作用的结果，交易秩序在突出经济变量的同时囊括了社会转型的另外两方面内容，运用交易秩序概念分析社会转型可以突出社会关系的变化，社会关系的变化促使人们做出不同的权宜性选择——人类在社会环境面前表现出的失语和被动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