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坏境的奴仆：关系异化的特点分析

在社会转型的作用下，社会环境与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主仆关系”，即个体或群体在社会环境面前处于失语状态和被动境况。本文将其称之为“不对等互构”的极化或“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关系的异化”。具体而言，这种异化的关系至少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社会环境的复杂性与人类认知的局限性。转型背景下的社会环境呈现出复杂性的一面，各种新旧矛盾交错，社会问题不断涌现，如阎志刚指出社会转型带来了社会分化加速、社会流动加快、社会冲突加剧、社会整合力下降等后果（1996）。然而，与此相对应的是人类认知的局限性，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时期，人类认知共同体难以全面把握影响社会环境的各种变量，也难以认识到社会的全貌。因此，社会环境的复杂性以及人类认知的历史局限性使得关系异化成为可能，同时也充当了关系异化的一个表征。

其次，社会环境的强势与社会民众的极端弱势。现有的很多文献都指出了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不对等互构”（龚晓洁、张剑，2011；彭华民，2013；王思斌，2014），但是没有考虑到人类行为在社会环境面前的极端妥协（弱势）。这种力量的强弱对比主要表现在人类很少或没有对社会环境施加影响，而社会环境却反过来以强大的力量塑造着人类的行为，譬如在市场经济较为发展的今天，社会民众很少自觉地抵制拜金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潮的肆虐，而是更多的表现出顺从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对不合理的合理化）。

再次，在社会环境的作用下，社会民众的自主性丧失。正如马尔库塞曾经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的缺陷时说，“在现在的资本主义里，虽然工人的生活的福利待遇得到一定的改善，但是危机却频频出现。其根本原因在于个人批判力和自主性的丧失，传统上具有批判力的工人阶级被同化，使他们是去了抵抗能力，不再具备解放的力量”（王思斌，2014）。在二者关系异化的社会中，社会民众丧失了自主性和批判精神，在社会环境面前表现出妥协和顺从的一面，并最终导致“社会的自我防御机制”的启动。

最后，人类（社会民众）作为共同体缺少必要的凝聚力，原子化的倾向明显，难以形成一股对抗环境异化的合力。正如上文提到的“交易秩序变迁”造成的“团结—分化”结果一样，处于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关系异化之中的社会民众为了追求自身利益和对社会中的他者（熟人社会嬗变为陌生人社会）的不信任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分离，并直接导致社会的原子化与社会合力的丧失，人类由此主动丢掉了对抗社会环境压迫的有力武器，沦为社会环境的“奴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人类对这种异化的关系缺少比较明确的感知，因为“外在的强制”内化成为了“内在的坚守”，从而也就没有了社会环境带来的压迫感，压迫感作为一种“隐匿在人类认知盲区的社会事实”存在着。

（三）、社会冷漠：对关系异化的具体诠释

社会冷漠是当许多人共同面临某一需要救助的紧急情境时，所给予救助的可能性小于一个人单独面临此种情境的现象[5]。肇始于2011年小悦悦事件而展开的关于社会冷漠现象的讨论一直持续至今，各种时评、学术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评论性文章诸如储昭根在《社会冷漠：请勿生了病再吃错药》中细数了包括小悦悦事件在内的许多“冷漠事件”，并驳斥了“媒体误导说”“媒体夸大说”“道德的制度归因”等观点，进而主张我们应该给予个人的道德底线更多的关注（2011）[6]。学术性研究较有代表性的如王志远、刘江虹等人的文章，他们分别从博弈论、系统论的角度阐述了社会冷漠现象，并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王志远，2012；刘江虹、陶柱标，2012）。本文从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关系的视域出发，将社会冷漠这种社会现象当作二者关系异化的表现，认为与社会冷漠相关的“坑害、碰瓷”等行为是个体对逐利性社会环境的顺从，“拒绝提供帮助”等行为是个体缺少改变社会环境的信念、力量（个人力量的弱小与社会合力的缺位）的表现。

对社会冷漠的产生机制进行分析，并不能简单地将其化约为对个体道德的归因。从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来看，这是二者关系异化的表现，即个体在社会环境面前自主性和批判精神的丧失。社会冷漠之所以发生，首先是诸如“碰瓷”等行为的出现冲击了原有的信任体系，这些伤害“来自他者的信任”的个体和群体的存在使得整个社会失去了对彼此的信任。其次，从“碰瓷”行为的驱力来看，在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环境下，逐利性是个体和社会共有的主要特征，个体对个人利益的逐求既是对社会环境的迎合与顺从，也是出于自身对物质利益的无止境需求。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也可以认为关系异化背景下的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着一种“负性的互构”，而不单单是人类行为单向地受到影响（但这并没有改变人类的被动和失语状况），这种“负性的互构”造成了社会冷漠的长期存在以及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关系异化的恶性循环。

社会冷漠现象的另一个维度是人们对“碰瓷”的态度和行为反应。一般地，社会冷漠就是在违法辨识需要施助的情景是否为真实的情景还是虚假的情景（骗局）的情况下产生的。而这一方面反映了陌生人社会中人们之间的相互猜忌，另一方面也折射出社会合力形成之艰难。首先，人们之所以难以辨别出需要帮助的情景的真伪，除了基于对类似于“碰瓷”行为的心理阴影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陌生人社会的社会特征。陌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没有较长时间的持续互动，彼此之间对对方的人格和品性缺乏深入和全面的认知，因而缺乏熟人社会之间的人格化信任。同时，一种制度性的信任模式没有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更加难以维持。其次，人们普遍持有“个体在社会面前的无能或弱能”的信念，认为个人面对复杂多样的人性和社会的时候，难以对其进行适当有效的干预，自身的努力无法扭转社会的大形势，这就从心理层面降低了个体联合为一个整体对抗不良社会现象的可能性。再者，陌生人之间缺乏适当的互动，没有达成一定的共识，难以形成促使相互之间联系起来的基本信任，也是社会合力不易形成的重要因素。故而，面对社会冷漠现象，我们可能的应对之策是致力于社会民众的自主性和批判精神建设，推动社会民众之间的互动（创新互动形式），在社会民众形成基本的共识和基本的信任，促成社会民众之间的合作，形成应对社会环境压迫的社会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