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防火墙机制，构筑源头阻断阵地

为避免改革的代价演化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需要建立代价转换机制，针对风险源，从源头设置改革转换器，层层建立互为联动的减压阀门体系。就本例而言，一是构筑机构防火墙。修改政府购买服务的招标规则和评估标准，避免机构追求利润，避免机构把成本转嫁给社会，鼓励和支持机构在管理上挖潜增效，不给机构利用政策压低薪酬福利和人才“掉包”的制度空间。二是构筑政府防火墙。政府宜开展政策风险研判工作，即新政的风险点在哪里？这需要对改革的依靠力量进行研判。改革者的主体力量、基础力量和配合力量在哪里？哪些力量值得信赖的？哪些力量是可控的？哪些力量可能是不可预计的？就整笔拨款津助制度新政而言，政府无疑是改革的主要推动者，改革主要依靠机构董事会（股东），改革需要前线社工的基础支撑，改革需要社工自治组织的配合与支持。前线社工中的公务员是值得信赖的，也是可控的。改革的利益既得者——定影员工也是值得信赖的的，但他们的利益与非定影员工一样，不再与政府直接关联。而是由承上启下的中间层，即机构董事会（股东）掌控，政府只能规制，不能够深入机构内部做细节安排。那么，机构的董事会（股东）对政府改革意志能否正确理解，能否与政府达成一致的利益主张，特别对新政旧制的衔接方面能否取得共识，是关键。如果机构董事会（股东）在实际运作中不代表前线社工的利益，偏离了民意，产生了“漏斗效应”，政府矫枉过正的措施有哪些？从前文分析，社署对薪酬福利的刚性支出性质认识不深，对机构董事会（股东）转向经纪人的动向研判不足，对前线社工的利益期望值误判，对定影员工的保护缺乏博弈视野，对矫枉过正的措施准备不足。一系列的不足，导致改革新政不能够配套运行、相互支撑和自我修复。三是构筑司法防火墙。对群体性事件不在政治上定性，完全从法律角度看待和处理问题，以不危害公共安全和破坏社会秩序为底线。重视公共关系在警民关系建设和群体性事件处置中的作用，培养沟通能力较好、公关能力较强的警民关系主任，以便警方及时发现和处理民众中的不稳定因素。注重发挥警方谈判专家组的作用，平时开展仿真演练和事件机理模拟实验，以利于未来在事发现场与抗议者的沟通交流，为平息人群骚乱创造条件。四是构筑媒体监督防火墙。在新闻自由的环境里，媒体作为各种利益表达与聚合的公共平台，代表社会良知，这个定位是科学的，政府应积极引导媒体到位，探索政府主导舆论的新办法，探索媒体超越资本力量和维护公信力的新机制，探索对自媒体的依法问责机制，对酝酿中的群体性事件预警报道，对已爆发的迅速回应公众疑问，做到在突发事件和敏感问题上不缺席、不失语、不妄语。

（四）反危机操作机制，停止不良反应

如果及早采取措施，“删除”任何一个因素，整个事件的因素链就会发生断裂，其因果关系也会随之发生变化，重大群体性事件就可以避免。如果不及时发现和拆除，个体情绪（“气”）自燃，很容易蔓延为群体情绪（“气场”）的并自我加压、再加压直至彻底释放，酿成群体性事件。“断气”、“熄火”，及早停止不良反应，是一个系统工程。首先要建立网上网下并重的常态对话机制，让社工充分参与机构制度的运作，让机构和社工充分参与福利政策的全过程，塑造政府形象；其次要建立发达的利益均衡机制，以强化社会协商为核心，聚焦精神共识和物资实惠，综合运用商谈、对话、讨论、谈判和心理辅导等方式，各方诚实守信，并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议员的作用，凝聚和提炼利益，促成集体表达，广开诉求表达渠道，支持利益攸关方依法自主解决相互之间的矛盾；第三要建立健全专案管理机制，预案在先，建立紧密型情报信息网络，排查各类隐患，分析对象规模、诉求性质、激烈程度和发展趋势等情况，形成疏导化解的工作建议，进一步完善总指挥、现场指挥、直接指挥三级指挥体系，发挥隐蔽待命、“加一理论”等有效机制[9]的作用，严密控制现场主体、现场环境和现场舆论，科学实施专案管理。

（五）过程补偿机制，均衡改革代价

为均衡改革代价，进行过程补偿是必要的。过程补偿机制分为两类，一是弥补型。即配套推出相关措施，弥补先前决策的不足。如2001年社署为促进机构改进服务质素和效率，推出“业务改进计划”，每家机构最多可申请400万元。又如社署为推进新服务，规定新服务项目不适用“资源增值计划”和节约措施。二是再分配型。即政府通过二次分配和社会保障体系，对代价承担主体进行必要的补偿。社署于2007年9月和2008年9月两次增拨社工薪酬（33000万元），这是在公务员加薪的背景下进行的，是港府改革目标以外的行为。推行整笔拨款津助制度改革时，社署宣布社工薪酬与公务员脱钩，此举意在通过再分配补偿前线社工。又如社署为照顾对小型社工机构的财务困境，补助其“中央行政费用”，2005年免除其 “资源增值计划”的部分义务和节约措施等。再如，为实际有困难的机构，自2008——2009年预算度起延期执行“递减薪金”（年2%）的规定。这些措施客观上弥补了改革进程中产生的新的不公平，减缓了改革对社会面造成的局部震荡。

2012年3月13日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