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在过去十年可谓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跨越式发展。从2006年温家宝总理在其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建立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队伍”到2011年少有十八部位（小编注：部委）的联合出台《社会工作队伍建设指导意见》，2007年民政部在深圳进行社会工作发展推进会，到十年后2016年年底民政部再次从全国向地方开展社会工作推进会，可谓社会工作发展的浪潮一浪比一浪高。十年以来，社会工作服务的覆盖面几乎遍布全国所有省市以及所有的领域。在社会工作的跳跃式发展中，社工教育也毫不逊色。短短十年间社工教育的发展速度已经达3到4倍；10年前不到100所高校提供社会工作教育，到现在已达300多所，每年社工毕业的本科省和硕士生已经达到3万人。

在如火如荼的发展下，对立足社会工作教育超过二十载的社会工作发展推动者的我来说是喜忧参半。喜见快速发展自然而然的；担心的却是社会工作跨越式发展隐藏的危机。首先，我国社工教育中的知识体系建构依然薄弱。什么是社会工作本质？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的特质又是什么？社会工作高等教育如何回应其本质？如何反思现在的社会工作教育模式，如何整合实践、教育和研究探索社会工作本质？

这些重大议题还未见突破。其次，社会工作教育模式依然滞后，实践教育制度建设依然薄弱，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不是越来越好，反而越来越差。结果，社会工作教育无法从日益丰富的社会工作实践提炼理论，继而通过理论协助实际的社会工作实践以提高专业水平。结果是高校培养的社工人才完全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对社会工作实践的需求。更有甚者，不少缺乏实务经验和实践研究的社工高等教育者则作为理论专家权威参与政策制定、专业督导和评估专家，不但形成外行领导内行的“瞎指挥”，更可能误导整个社工行业的发展。

在我国社会工作实践高速发展和社会工作教育严重滞后和扭曲的矛盾中，我们有必要深度剖析其结构根源，立足现实，辨识和整合不同路径的优劣，协助社会工作高等教育发展一条回应当前社会工作实践的道路来。

社会工作发展的路径是建立在后现代与批判结构主义理论相结合的知识基础上，探索多元整合的路径。 社会工作和社会工作教育本土化是在国际层面还是中国本身，几乎是绕不过的话题。原来英美社会工作发展是基于传统慈善事业的社会科学化的专业实践，而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却是放在“教育先行”、“引领社会工作发展”如此高的定位为中国独有的，但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社会工作发展的路径而言，其实也不陌生。所以在反思本土化的社会工作教育前，我们有必要对“教育先行”的话语进行再认识。

反思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特色的‘教育先行’话语

大部分国家社会的社会工作发源于社会工作的实践，在一定实践的积累基础上开始社会工作从业人员的培训，从而推动社会工作知识产生及发展。社会工作作为专业和学科的发展，因循一定的互动逻辑。在探索社会工作在现代中国的起源和政治经济社会等脉络相镶嵌的方面，彭秀良认为中国社会工作起源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的社会福利慈善实践。即使解放后社会工作被当做资产阶级学科被取缔的时候，社会工作的价值和政策含义也被吸纳成为行政性的社会工作-即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福利事业和群团组织的工作方法等实务。所以因此，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行政性社会工作其实也积累了丰富的助人经验并在体制内加以循环运用。（彭秀良，2016）所以，在社会主义时期，社会工作或准社会工作实务并没有消失。

当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高校复建社会工作，引进以英美为主导的社会工作模式，仿佛认为我国社会缺乏既有的或准社会工作实践经验。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先行”话语背后的假设是中国社会缺乏既有的准社会工作知识与经验，只有以英美社会工作的理论、知识和技能则成为唯一标准。这个话语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近30年一直主导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基本没有被重新审视。

所以在所谓专业社会工作自上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高等教育，并在过去三十年带领社会工作的跨越式发展，以欧美社会工作的社会治疗性模式为主导，无视社会主义制度下多种准社会工作实践。这样的社会工作教育能否协助社会工作镶嵌到当前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脉络，以应对社会转型？近十年来社会工作业界和学者一直反映社会工作教育的水土不服正反映了其问题所在。

显然一线的社会工作实务者在实践中认识到了社会工作教育的不足，但在应对具体的工作需要时，正不断生成他们的隐性社会工作知识和智慧。何雪松（2016）也发出类似的质疑，他认为随着国家正为弱势群体服务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工作往社区治理创新、社会救助和扶贫开发发挥作用，以英美社会治疗模式为主导的社会工作教育，还能否适用于多种类型并且日益复杂的社区和多种社会工作范畴。

在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社会工作教育作为“社会工作先行者”一直都处于十字路口。一方面我国引入以英美社会治疗模式为主的社会工作教育不足以回应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转型的社会发展需求。另一方面，社会工作教育也没有积极整理本土准社会工作的隐性社会工作知识和智慧。因此社工教育引领社会工作发展的话语背后掩饰了社会工作教育与现实社会发展和社会工作实务的无关性（irrelevance）。可以说在过去三十年间，社会工作教育的地位一直受到动摇，甚至岌岌可危。

更糟糕的是，社会工作教育为了维护它的“学术和专业”权威和利益，还成为了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阻力和障碍。社会转型过程中种种社会问题不会等着“象牙塔”的专家学者以“蜻蜓点水”式和以英美社会治疗模式的“专业社会工作视角的凝视”去“指点江山”，去批评社会转型的社会现实没有按照英美或港台社会工作教科书所描绘的运作，所以会认为是社会现实不对，相关部门意识不够配合社会工作员的工作；是服务对象不对，不认同、不进入社会工作干预要求的服务契约关系。

故此，社会工作教育必须以自我革新的精神，重拾面对现实勇气和敢于实践行动的魄力，与日常应对社会问题的各类组织，如政府组织、社区居委会、群团组织、公益组织等结成伙伴关系，接地气地共同实践、研究和培养人才。只有重新将长期以来我国回应社会需求的本土知识重新梳理,并与英美社会工作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工作理论知识进行对话和提炼。否则，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就会一直自满于教育先行，处于危崖而不自知，以掌握西方社会工作知识的“专家学者”甚至会阻碍与误导本土社会工作的发展。

在过去20年间，笔者一直在从事社会工作教育实践以及开发社会工作实务的基础上，探索以发展性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为基础的社会工作知识建构策略，开展与社会工作实务相互融入或者嵌入服务开发、行动研究和教育。以后现代主义不确定性的知识论为基础，我们认为只有通过行动研究和服务学习建立实践先行、勇于反思、兼容并蓄和跨界合作的策略，才能挽救社会工作教育不被异化，不被历史抛弃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