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化守成主义回应从弱到强

就如卫小将提出社会工作经历内部殖民主义，就出现对本土化的要求；与拥抱主流的西方社会工作普世知识的态度相比，部分本土学界和实务者就采取批判欧美社会工作的理论、价值观与实务的做法。在我国这种文化守成主义（cultural nativism）的呈现主要是从中国传统文化或社会主义价值的角度对社会工作进行反思和建构，比如有复兴传统文化的义仓重建社区互助，以传统儒家思想和价值观大力建构的乐和社会工作模式，社会工作机构和志愿者组织以继承雷锋精神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传统的价值观。这些强调以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价值观重新建构中国社会工作的声音正在不断增加。

当然，从社会文化脉络重新连结社会工作解决问题的方法和价值观是合适的社会工作的本土化策略，但我们需要审视的是这些传统的中国文化和社会主义价值观，这些文化还有多少部分健在，以什么形式存在？社会工作是运用这些或许已经不复存在的传统文化，还是重新探究当前的社会发展脉络和文化状态，以什么策略加以挽救和强化以应对中国社会转型所面临的挑战。从社会工作教育而言，无论部分社工老师还是学生以情绪化文化守成反应，简单否定社会工作的价值观；而毫不审视地引入“传统”中国文化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想象只可能是是画饼充饥，在虚无缥缈的文化追求状态建构本土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路径。

（四） 高等教育产业化和“双一流”的指挥棒对社会工作教育的影响

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号角，中国社会工作高等教育的体系建设也步入了“快车道”。至2015年，全国开设社会工作本科专业教育的高等院校达到321所； 共有104所高校或科研机构获得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授权资格。截至2015年底，全国各大专院校培养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达30万人。虽然从开办社会工作本科和硕士课程数量是非常可观，但从兴办课程的动机、师资力量和督导实习能力却是堪忧。

中国高等教育的产业化扩张冲动没有停止，高校以所谓的市场需求和就业率决定专业科系的发展和收缩。传统学科比如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历史、社会学等专业担心招生和就业不足，面临科系取消的厄运；看起来“实用”的学科如社会工作，就成为了这些科系的救生圈，以调剂办法“忽悠”学生进去，提高招生率。还有一些独立学院、大专、高职为了争夺高等教育培训的肥肉，看重社工在名称上的“实用”价值和就业率，不断扩大社工专业培训的规模。无论是高校还是大专扩张社工课程，根本不大考虑它们是否具备开办课程的条件，比如社工教育和实务的师资，实习基地等。结果形成大量社工老师都是从各种专业转来教授社工，不单缺乏社工理论和知识，更缺乏社工的精神和价值。在社会缺乏对社会工作的认识下，大部分本科生都没有填报社工志愿，都是调配进来的；即便社会工作硕士学生从表面上是第一自愿进入研究生学习，但大部分动机是以提高学历层次和本科院校的梯次而来，对社工的兴趣一般，更何谈对社会工作的价值与情怀。

计划经济的高教指挥棒效应甚是严重。在2016年2月教育部印发《教育部2016年工作要点》的通知要求，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制订“双一流”实施办法；各大学争相挤进顶尖学府的行列，以获取更多的国家资金支持。双一流强调的国际研究论文发表排名进一步加剧对社会工作实务老师的排斥。大部分社工教师依然由缺乏社会工作实务训练的教师构成，加之高校改革越发采用美国的聘任合同制，年轻教师如不通过发表一定数量的核心期刊文章以在7年内完成升职，就面临着合同解除的风险。“双一流”政策加剧了大学以申请国家重点课题和发表核心期刊论文为评核指标。在中国的学科等级下，作为二级学科的社会工作更面临出局的命运；假如社会工作达不到其他一级学科的科研成果要求，就面对停办的命运。而一些三本大学由于地方政府资金缺乏或者民办企业的成本考虑，在优化和压低成本的考虑下逐渐退出成本较高的社会工作教育，或继续进行低成本的低素质社会工作教育。这两种趋势将进一步扭曲社会工作高等教育研究的运作，社会工作教育要贴近社会实际实在谈何容易。

（五） 第三部门的蓬勃发展和市场化

在这二十年间，我国的第三部门在回应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的形式和规模的问题上发展很快。如罕见病群体、自闭症、临终病患、农村发展、进城务工群体、流动儿童、流动妇女、教育问题、环境污染、生态保护等公益组织发展如雨后春笋。第三部门的蓬勃发展反映着社会与公共服务的严重不足，政府职能缺位，经济和社会转型带来的新的问题，以及社会需求得不到满足和社会不公的张力 矛盾越演越烈。有些草根公益组织主要是依赖志愿者，部分获得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小部分获得国内社会人士或基金会的支持。国内资源不稳定，而过去相对稳定的国际资助，在境外非政府组织国内活动管理办法出台后也开始显得很脆弱。

在过去十年年来，从中央到地方，用于购买社会服务（包括社会工作服务）的资金量逐年增加。有数据显示，在中央层面，中央政府2012年首次通过建立公共财政资助机制加强对社会工作服务组织的培育和扶持，中央财政安排2亿元专项资金，用于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并带动了3.2亿元社会资金。而在地方层面，以社会工作发展最为活跃的广东为例，截至2015年底，多年以来各市共投入超过40亿元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各地推动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力度的差异巨大，以灾后重建服务而言，四川省在2012年雅安地震后，2015年还推出四千万购买重建的社会服务；云南省在2014年鲁甸地震后，还是主要依靠基金会提供重建的社会服务，恒常的社会工作服务购买力度的差异更不用说。在政府购买力度大的省份，政府采购社会工作服务则成为各种力量争夺政府订单的战场。有的企业老板或社工老师为了挣钱而成立机构，有的地方部门已建立小金库和编制外人力的低工资和严厉的管理制度去获取最大盈余或利润。社会工作毕业生在民办社会工作机构面对的挑战巨大。

在第三部门发展方面，近年来我国社会捐赠额增长迅猛，汶川特大地震期间（2008年）突破千亿规模；常规捐赠也一路猛增，2014年突破千亿，相当于2006年的近9倍。我国非公募基金会从2005年开始登记发展，不到10年间猛增到2610家。在我国社会捐赠占GDP的比重近年来大幅度提高，从2006年的0.05%提高到2014年的0.16%。王名(2016）认为中国有些公益慈善参与和引领社会创新方面在国际上走在了前面；社会企业、公益创投、公益金融、社会影响力投资、微公益等已经出现较为成熟的创新形式。

由于这些基金会和企业缺乏对社会服务和社会工作的认识，所以社会创新往往就是和商业领域和信息科技（ICT）等与其他领域（设计、传播、金融）的合作。和其他发达国家推动的社会创新比较，一般进行社会创新是在公益领域比较成熟的社会服务模式上进行创新，针对这些社会服务的不足而进行跨界的社会创新，推动相关体系的变革。可惜当前中国公益圈出现社会创新的条件完全不同；由于很多社会服务模式正处在初步开发阶段，基本价值体系和工作模式还在建立的阶段。在基本社会服务价值和标准都没有确立的情况下，这些公益组织的服务更多受到来自于基金会、与企业的跨界合作、企业社会责任、新媒体以及其他领域（设计、传播、金融）的合作创新带着走，而无法维护以服务对象利益为本的价值和工作模式。

由于大部分社会工作院系都依赖教科书教育，对第三部门所面对政府采购服务和公益慈善部门的市场化和社会创新的竞争都不很了解。2016年出现的关于社会工作和公益慈善的争论正是反映问题的冰山一角。朱健刚（2016）认为公益慈善领域看不起社会工作，觉得社会工作已经变成二政府，缺乏公益组织的价值观、活力和行动力。社会工作也瞧不起公益慈善组织，认为它们缺乏专业理论、知识与技巧。

这五种力量一方面在继续加剧中国社会工作教育面对的挑战，但也同时在塑造社会工作教育变革的机遇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