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当下社会工作教育十字路口的路径探索(2)

2017-09-19 10:23   云南连心 投搞 打印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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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本质是什么?学术性体现在哪里?社会工作教育是否能够回应社会需求?对此,不同学者有不同的回答。

一、 我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困境

向荣和陆德泉(2013)提出了框架以分析过去二十年打造社会工作教育困境的力量,如今正是一个合适的时期来重新评估这五年来社会工作跨越式发展之力量的变化。

(一) 社会工作教育殖民化进一步加深

社会工作教育以英美等发达国家为起源,从二次大战后在随国际发展援助往发展中国家输出。社会工作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发展脉络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脉络中发展的社会工作的差异,以及西方社会工作教育的社会相关性(social relevance)就一直成为了发展中国家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者的困惑。上世纪八十年代出身于南非并在南非曾经从事社会工作的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社会工作学系的梅志利教授(Midgley)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就已经提出专业帝国主义(professional imperialism)的概念,并批判这种知识和理论技术输送方式。

尽管如此,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国社会工作教育一方面引进的基本是英美的理论、知识与技能体系,同时还更是以社会治疗模式为主。按照卫小将将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阶段划分,第一个阶段是专业自我殖民阶段(卫小将,2014)。

从英美社会工作理论知识是普世的知识立场看,这种资本密集的课程移植能够稳步把缺乏社工训练和实践的高校老师带入社工“正轨”,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一、就是认同英美社会工作理论知识是普世的知识立场,现在看到的主要英美社会工作院系的合作方,推动的还是偏向与社会治疗模式的社会工作知识与技能为主。与英美社会工作原来比较多元的实务模式而言,这种狭窄的社工教育范围将束缚拥有丰厚政府和基金会资源的重点大学社工院系对社会工作教研的范围。

二、移植课程内容的本土性尚有待观察。由于主要移植的课程是翻译原来英美的课程内容,国内合作方有没有条件进行进行相关的社会工作实务研究,把相应教材本土化,实为不易之事。

三、现在英美的社会工作教育正在深受学术化排名的困扰,重视老师的出版成果远高于对社工实务的研究与掌握。香港和台湾的社会工作也深深依附与英美为中心的世界学术体系。加上当前国内对研究出版矫枉过正,加重对英语出版的权重进一步加剧中国社会工作学界依附于英美为中心的学术殖民体系。这种依附不光加剧社工高等教育界对实务的忽视,更遑论进行本土化与土生化实务的开发和研究。

(二) 国家行政嵌入的深化

自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在2006年提出“建设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战略部署,到2011年中央18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2012年,19部门联合出台《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2020)》后,国家对社会工作的重视不断增加。特别是民政部在2016年总结自2006年以来社会工作的发展路径中,就特别强调政府对推动社会工作的重视,在不同领域推动社会工作的发展:《关于加快推进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的意见》、《关于加快推进灾害社会工作服务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快推进社会救助领域社会工作发展的意见》以及《关于组织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2014年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和201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两部法规将社会工作者纳入其中,为社会工作发挥作用提供法制保障。在2016民政部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的通知中,更多处突出社会工作的角色。2015年、2016和2017年连续三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均明确提出要支持发展专业社会工作。

国家一方面提出了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创新,提高社会活力,从源头治理,解决社会问题。但现在主要的社会工作服务都是以政府购买服务为主,无论是体制岗位“嵌入式”,还是购买社会工作项目的运作模式,这些不同层次、制度和程度的行政型“嵌入”都很大地影响着社会工作的使命和运作形式。

首先,国家政策由于种种复杂的体制因素,没能及时因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提供服务,出现滞后效应。就以流动人口和三留人员的服务而言,民间公益和社会工作则早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开发相关的服务。正是国家看重民间社会组织的活力、行动力和灵活性,才赋予民办社会工作机构的活力。国家建立在民间行动经验上,发挥着领导、动员、提供资源和推动规模效应的作用。一旦社会工作过于嵌入政府行政体制,则可能失去了其原有的活力和行动力。

其次,过度的行政嵌入表现在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动机要求和管理体制,严重扭曲了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路径。很多地方政府引进社会工作是为了跑政绩,搞“政绩创新”。许多社工机构忙于协助地方领导搞“政绩创新”,花大量精力投入到争取政府资源和维持关系中去,而服务目的不一定是针对弱势群体和社区群众的需要。在严格的购买服务项目和财务管理体系下,理应长效的社会工作干预策略变成了碎片式的跑活动和人数指标的工作,以及呈现出为完成指标任务而撰写的大量报告。以至于在先行先试的深圳和广州社会工作被戏称为“写手社工”;意思是社会工作的效果不是做出来的,而是写出来的。社工的行政化嵌入导致了一线社工缺乏成就感,加剧职业耗竭,为高达30%多的人员流失率的罪魁祸首之一。

当前社会工作高等教育没有因应这些严峻的行政化社会工作进行研究、开发相关实务和对策;没能协助社会工作学生做好理论、知识、干预策略和心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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